“华国这种才刚刚统一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工业基础如此薄弱，这里又远在欧洲，他们有能力守住中亚地区吗？我不认为他们可以。中亚，迟早要被沙俄夺回，或者被沙俄和英国平分。”威廉一世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陛下说的很有道理，但是，陛下能保证百分之百，华国就打不过沙俄和英国人吗？华国会用什么方式介入阿富汗战争，是直接出兵，还是经济渗透，贩卖军备帮助，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沙俄很有可能会再次同华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俾斯麦对威廉一世道。
威廉一世有点不耐烦，“沙俄虽然在远东输了，但那些都是荒芜之地，而且远东的乡巴佬，和欧洲战场的俄军是无法比拟的，况且，当时沙俄还深陷克里米亚战争的困扰，这次如果再在中亚同华军开战，我认为，沙俄必胜，所以，华国不要说占有日本九州岛，即便是保住他们国土旁边的中亚都不可能，既然明知道他们一定会失败，为什么不趁机踩一脚，占一些便宜呢？”
“好吧，就按照陛下的意思做。”俾斯麦微微点了个头，“我没有办法说服陛下，而且这件事情，跟德国的关系确实不大，但是我希望陛下，不要明着和华国敌对，言语上偏帮日本，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必要卷入对自己没有利益的纠纷。”
德皇威廉一世见俾斯麦赞成了自己的观点，想到能有500万马克入账，非常高兴，“好的，都交给宰相先生去应付吧，我只提出一条，德国赞成英国人限令华国撤出日本九州岛，至于其他的，宰相先生可以全权处置。”
“是，陛下。”俾斯麦无奈的点个头，退出了德皇的寝宫，心情不是很好，但是没有办法，他只是德皇手下做事的，在大的方向上，尤其不是特别关系到德国利益的事情上，他需要按照德皇的指示做事。
俾斯麦的外交观点一直都是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
俾斯麦认为共同的国家利益是国家之间联合在一起的有力纽带。在涉足外交事务之前，俾斯麦就坚信，“一个大国唯一健全的基础，这一点正是它大大地有别于小国的，就是国家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
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总是以本国利益至上，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来决定其对外行为的，不会为了其他国家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俾斯麦更是宣布现实政治时代的到来。“以感情为依据的政策是没有交互性的，这种政策只是普鲁士的特点；任何别国政府都把自身的利益当作它们行为的准则，不管它们是如何用合乎法律的或充满感情的推论来竭力掩饰。”
因此，俾斯麦“认为对外政策中的理想就是没有偏见，决定问题不要受对于外国及其当政者的反感或好感的影响。
俾斯麦的国家利益至上思想使他在因一直胜利进军而兴奋不己的统治集团内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做出更富远见的决定，为后来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做好了铺垫。
俾斯麦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在德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中，首先通过外交以利益交换拉拢大多数强国，孤立敌人，然后每次都设定与实力匹配的有限军事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
在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继续拉拢英、俄和奥地利，集中力量排挤和限制强邻法兰西，并鼓励法国在海外殖民地扩张，转移它在欧陆的注意力，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德国利益。
在国外问题方面，自德国统一后，俾斯麦便不希望再有对外战争，以便让德国可以休养生息，培养国力。
因此他并不像其它欧洲国家一般，大量掠夺殖民地。
但他又担心法国报复，因此他采取结盟政策，孤立法国。
首先在1873年，他与奥匈帝国，俄罗斯缔结“三帝同盟”。而在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俄国大败土耳其，并签订了《圣斯蒂法诺和约》。
但这损害了英、法列强的利益，因此列强便请没有置身其中的俾斯麦作出调停。
在1878年，召开了柏林会议。在会议中，他偏袒奥国，但在表面上仍表现中立。这使俄国成了大输家。结果，德、俄关系恶化，再加上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俄国退出了三国同盟。就这样，1878年以后三皇同盟不再继续。这些问题在俾斯麦执政晚期一直困扰着他，甚至使他感到坐立不安。
1879年，俾斯麦与奥国重订盟约，称为“德奥同盟”。然而俾斯麦担心俄国会转投法国，因此于1887年与俄签订“再保险条约”。
他又准备与意大利，奥匈帝国签订“三国同盟”。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将罗马尼亚也拉入三国同盟。
三国同盟的建立，将标志着以德国为盟主的一个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最终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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