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四月，赵营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新营的建立上面。新立三营，编制皆归于昌平镇，朝廷方面的文书汇报与递交由陈洪范自行处理。在赵营私下的编制中，则取“昌平镇”之“昌”字与“陈洪范”之“洪”字合二为一，分别以“昌洪前营”、“昌洪左营”与“昌洪右营”为三营营号，以示它们与陈洪范的渊源。虽无实际作用，但也算赵当世给予陈洪范尊重的表现。
陈洪范本有兵二千余，都归在昌洪前营下，为了让陈洪范有安全感，昌洪前营的一应人事安排赵当世并没有插手一分半点，皆从陈洪范旧制。昌洪左营与昌洪右营则各编额兵二千，分别派遣军官往湖广、河南等地招募新兵补充。
按常理而言，明军各营各部驻扎汛地时，实际在岗的兵力都只是额定编制的一半甚至更少，只有真正受到调令准备投入战事之前，才会临时招募新兵，将空额补全。既为了节省养兵开支，也认为到了真正战斗时面对流寇等级的对手，新老兵大体占比五五开于战斗力并不会有太大影响。但赵当世摒弃了明军的这个传统，除了屯田军编制在闲时可以有二三成空额之外，所有战兵营的兵力必须时时常满，随缺随补。这一方面是赵营对后勤补给精细规划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因赵当世笃定的治军信念——赵营的兵，只能是在战火中不断淬砺成长的职业化精兵，对现在的赵营而言，日日都要以战备状态保持警惕，绝不容半点怠惰。
在此方针要求下，同属于野战军体系的昌洪三营同样要求满编，而昌洪左营与昌洪右营的统制坐营官按照一早议定的，分由陈洪范心腹将领马廷实与徐启祚担任，但自这两人以下，其余所有人事都归赵营安排。昌洪左营中军官抽调了无俦营前哨哨官李延朗任职，原岗位以统制坐营官侯大贵兼任；昌洪右营中军官抽调了效节营前哨哨官覃进孝任职，原岗位以统制坐营官徐珲兼任。包括马廷实与徐启祚在内的明眼人心里都清楚，这两营的实际掌权者实为中军官。
本年伊始，贼势汹汹侵犯楚北存在巨大隐患。有这层背景在，加上杨嗣昌不再坐镇襄阳、新营所需钱粮由本镇自行筹划不倚赖朝廷添饷，是以无论督门还是朝廷，对陈洪范扩充兵马“填补疏漏，巩固襄府防卫”的请求大体持允许的态度。陈洪范又会钻营，上下打点一通，批示立营的公文走流程基本顺利，到月底，昌洪三营即在楚北建立。
有着奉督师军令并行总兵护境之责的幌子，赵当世得以理直气壮地开始在襄阳府内重新部署兵力。襄阳府下辖六县一州，分别为襄阳县附郭、宜城县、南漳县、枣阳县、谷城县、光化县及均州。赵当世调无俦营、飞捷左营与飞捷右营三战兵营共马步军四千坐镇襄阳府城城关；效节营一战兵营马步军二千驻扎枣阳县；起浑营一战兵营马步军二千守御枣阳县北面虽属唐县但在赵营控制内的湖阳镇；屯田军四营一万两千屯驻范河城；昌洪前营一战兵营马步军二千余驻扎谷城县；昌洪左营一战兵营马步军二千驻扎光化县；昌洪右营一战兵营马步军二千驻扎均州。统共兵力二万六千受赵营节制。若加上负责守城的督门卢镇国、黎安民两部，当前镇守襄阳府的官兵总数为三万上下。
起初，诸如均州、光化县等地还有抗拒赵营率兵进驻的官绅，但赵营既然负责一府守备，水陆交通也尽在掌握。这些州县被兵经年，入不敷出，急需襄阳府中钱粮秣救济，赵当世管不住钱粮调拨的文书，但能以实际职权，用兵马阻碍各地钱粮的运输。用诸如“贼寇肆掠需戒严限运”之类的理由，掐住了襄阳府水陆中转的交通短短几日，州县官员基本都支持不住，放弃了因成见抗拒赵营的举动。
在赵当世的严令以及稽察处置使司的间严格监督下，分驻各地的营头严禁扰民滋事，一旦有作奸犯科者，立时当着本地乡绅百姓的面，历数罪状处以极刑，决不宽贷。军纪是赵营长期强调和维护的工作，所以即便兵马到了别处，一样能够正常运转。赵营的秋毫无犯及井然秩序给各地的官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随着时间推移，各地的抵触情绪亦在慢慢减弱。
兵马入驻期间，赵当世同期让王来兴组织人手，装扮成各行各业的百姓暗中调查各州县境内的无主地与抛荒地，并将可以通过认领、购买等正常手段获取的田亩数记录在案。因为在赵营的往后的规划中，襄阳府内的这些州县光靠兵马入驻还不够，要将它们彻底化为赵营的势力范围，还需进一步派遣部队定点屯田，即“守其门、插其户”，利用土地关系将赵营与这些州县绑在一起。范河城周围耕地有限，自从有了三万徒附定居，一万两千规模的屯田军工作实质已经开始处于不饱和状态，开辟新的屯田点势在必行。
除了扩军更改部署外，四五月间，另有三项工作也各有进展。
第一项，襄阳火器制局设立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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