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柏”都快要窒息了。
布雷森顿体系使得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身价倍增，最高的时候几乎可以达到1美元1克黄金的兑换率。这个“查尔斯·泽维尔”如此的慷慨，吓到了所有人。
“我知道这个泽维尔是谁。”一名年龄不小的妇女说，“他就是那个开办变种人学校的家伙，他自己也是个变种人，你们记得古巴事件吗，都是变种人在后面搞的鬼，我们不能接受这笔钱！”
她看着那笔钱仿佛是多么肮脏的东西。
更多的人附和起来。
“他们为什么要资助我们，他们一定有什么图谋。”
“不。”多莉说，“泽维尔教授特意传话说，这是无偿的。”
这激起了一阵议论声，多莉等它过去之后继续说:“我们之前的几场公众演讲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很敬佩我们，因为……他认为他和我们是一类人。”
“谁和他是一类人，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怪物！”那名年龄不小的妇女嚷嚷。
“我们不是吗？”戴安娜小声地说，她从未在公众场合如此鲜明的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她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戴安娜看着她的姐妹们，“当警|察大肆追捕我们，当我们要冲破社会的束缚去谋求自己的权益时，当我们指着那个‘幸福的女人’并斥责那是男性掌握的媒体塑造的假象时，在那些男人眼里，在那些以为自己是幸福的女人的眼里，我们就不是怪物吗？”
女人们嗡嗡低语起来。
戴安娜看着那张支票，看着上面的字，露出一丝微笑:“我相信他是无偿的。但并不代表我会无偿的使用这笔钱。”
戴安娜站了起来，她走出酒吧，向着泽维尔少年天才学院的方向走去，她来到那所壮丽的古堡，敲开了门，来开门的是个棕发、身材纤长的女孩，尽管她明白这是一所变种人学校，但是她看不出眼前这个女孩有哪里特殊。
“泽维尔教授在吗？”戴安娜礼貌的问，“我是缪斯姐妹会的戴安娜·普林斯。”
“戴安娜·普林斯小姐，亚马逊的女战士。”那名女孩准确地报出了戴安娜一直以来隐藏的身份，女孩伸出手，“叫我露西。”
戴安娜还未从震撼之中缓过神来，她被女孩拉着往里走，听她说:“我想你们收到了我们的支票，别担心，如泽维尔所说，这是无偿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你们的运动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如果以后我们也要开始争取变种人的权益的话，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会面临哪些困难。”
“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我也支持你们争取自己的权益。”戴安娜说，“泽维尔教授在哪儿？”
女孩推开了一扇门，戴安娜看见那个她曾经在电视广告里见过的，世界知名的遗传学家，哈佛最年轻的教授，查尔斯·弗朗西斯·泽维尔坐在一个男人的腿上，两个人吻的天昏地暗。
“查尔斯！！！！！我们有客人啊！！！！！”露西尖叫起来。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美**事和经济的强大反而让它深深地陷入了社会的内部矛盾之中，无数的族群纷纷站出来，谋求自己的平等利益，于是一场社会运动叠加着另一场社会运动，年轻人们展现出与父辈那种缄默是金的信条完全背离的价值观，热情的参与到每一场运动之中，妇女们走出了家门顶着歧视和嘲笑，用那双温柔的双手掀起了惊涛海浪，美国各地的黑人开始爆发了骚|乱，让当局再也无法把他们仅仅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同性恋者依旧沉寂在“石墙”*之后，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一场变革的到来。而变种人成为了连接弱势族群的中坚力量，最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馈。
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垮掉的时代”，有人称其为“放纵的时代”，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这是自由的时代。
当后世的学者们提到60年代时，他们最无法忽视的一个人就是查尔斯·弗朗西斯·泽维尔，这位早期移民至美国，拥有英国贵族血统的变种人，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怀着崇高的思想参与到了每一场“权利运动”中去，他向“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等等社会组织捐款，敦促当局修改权利法案，并最终推动了《民权法案》《人权法案》等等诸多在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法案的诞生。
但是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被理解的，当局警|察们头疼地把他称之为麻烦精，甚至还秘密逮捕过他两次，把他扣上通共的帽子，意图审问出他是不是意图颠覆美国政|府，在80年代尼克松倒台后，一份fbi的机密文件被披露出来:fbi还曾经秘密派人谋杀泽维尔，然而打出的子弹奇怪的拐了弯，后被推测是“万磁王”阻止了这场谋杀。
有学者推测变种人提供的帮助一直以来都是无偿的，但他们不仅仅提供了金钱的帮助，传言他们还私下里阻止了当局对游|行示威者镇压和帮助一些运动领袖的逃脱警方追捕，这并没有得到实证，但如果那是真实的，不难想象联调局会憎恶泽维尔到什么地步。变种人的付出并非没有得到回馈，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中末尾提到变种人，无疑就是一种对变种人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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