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很多文官统兵，最后都不免于将士离心，都不免于失败，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以文官统兵，的确更听朝廷的调令，但是如果过于听从朝廷的调令，尤其是眼下京师这个朝廷的调令，却并非都是好事。
因为眼下的京师朝廷根本不给钱粮，也给不出钱粮，只给圣旨和圣旨赋予统兵文官的一些特殊权限，拿了圣旨你可以就地征粮，也可以自筹粮草。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统兵的文官一开始都是意气风发，威风凛凛，以为一身的文韬武略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可到后来，他们会赫然发现自己带的人马到了战场往往一战即溃，有的甚至不战即溃。
因为士卒们是要吃饭的，是要穿甲衣的，军中的马匹是要有草料的，武器装备是要时常更新替换的。
毕竟哪怕是大刀、长矛、弓弩、箭矢，也总要齐全吧，否则你打什么仗啊，你拿啥打仗啊，真就拿军中士卒的命往里填吗？
所以，一旦统兵的文官保障不了这一点，士卒们根本不在乎你的品级究竟有多高，或者这场战争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他们自会用脚做出选择。
看不到这一点的文官统帅，是愚蠢的。
看到却做不到这一点的文官统帅，则是无能的。
好在马士英十多年前就当过宣府镇的巡抚，而方一藻也是从辽东巡抚的任上沉沉浮浮混到今天的，他们都很清楚这一点。
身为凤阳总督的马士英，管辖的地盘比较大，虽然辖区都是穷地方，但多少能从漕运中间截留一点存粮。
加上马士英又完全不管灾民死活，只一味将灾民往方一藻的地盘上输送，所以他手里多少积攒了一些余粮。
可是方一藻就不同了，他的地盘很小，只有徐州周边而已，加上扩军的规模较大，而且还在大批收留灾民，——几个难民营里等待救济的灾民人口数以万计，每日消耗的粮食就跟一个无底洞一样。
虽然有杨振那边不断派船给他供应，可是也架不住开春以来需要救济的黄淮灾民、饥民实在太多。
在这种形势下，方一藻虽然迫于朝廷给予的压力，先行带了一批粮草辎重，领着大军启程开赴湖广了，可是更要命的后方勤务却也不能不管。
于是，这个烂摊子就交到了他的儿子方光琛的手上。
而方光琛也不可能凭空变出粮饷军械来，他也只能求助于金海镇大后方，只能利用自己总镇府总谘议的身份，从协理营务处的登州“仓场分理处”请领尽可能多的补给。
就这样，崇祯十六年三月中旬，方光琛带着一个留守徐、海地区的营头，同时也顺便带着已经在海州一带完成了隔离观察和编户分屯，就差登船入海、北上安置的灾民队伍，共计十二屯三千六百户人口，踏上了走陆路北上登州的道路。
崇祯十五年河决开封以来，在凤阳总督府和徐州、海州登莱援剿先遣军的密切配合之下，黄淮一带的灾民走海州出海，往征东军中后军总兵府、左军总兵府、安东东路总兵府辖内以及登莱东路黄海道沿海地方安置的进程，始终没有停下来过。
短短小半年内，已经从海州、赣榆沿岸送出灾民一万两千多户，男女老少加上老弱妇孺累计七万余口。
以崇祯十五年秋河决开封所造成的灾难之严重，黄河下游两岸地区特别是黄淮海一带的洪泛区内，没有频繁发生大面积的农民起义，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在原时空，崇祯十五年河决开封后的黄淮海地区是极其混乱的。
洪灾加上饥荒，再加上数不胜数的战乱，整片地区简直如同地狱一般，地主豪强纷纷结寨自保，贫民百姓四散逃荒，饿殍遍地。
特别是除了朝廷与李自成及其部下各路流贼队伍之间的战争之外，这一片地区之内还出现了大量的饥民起义，他们冲击官府，斩杀官吏，劫掠商旅，到最后人相食。
整个地区的人口十成没了八成，除了少数几座城池之外，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方圆百里的无人区，损失之大，难以估量。
这一世，有了杨振的干预，情况当然要好得多了。
不仅一批地主豪强和不少占山为王的流民头子，以及他们队伍，被登莱援剿先遣军所收编，大大减少他们祸害百姓的机会。
而且大批四散逃荒、流离失所的贫民百姓，作为灾民被凤阳总督府引导输送到了登莱援剿先遣军建立的几处难民营中，得到了一定的救济。
虽然登莱援剿先遣军的救济，充其量也只能保证不让灾民们大面积饿死，但是登船出海，移民别处，然后分田分地，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依然激励着以徐州为中心的四面八方的灾民、饥民蜂拥而来。
这个情况，对于急需大量人口来填充新收复地区的金海镇方面而言，除了救济的压力空前巨大之外，总的来说算是一件“好事”。
不论是杨振本人，还是已经吃到移民屯垦甜头的征东军和金海镇下属各路总兵府，对此都持支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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