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从来没有怀疑过，大明人会说话会不算话，大明的使者或者皇帝的圣旨，从来都是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到做到。
只要达成的条约，大明一定会坚决履行，哪怕是这个条约可能短期内对大明不利。
也不仅仅是大明，中原历代王朝，似乎有一种底气，说话算话的底气。
这种底气的由来，也非常简单，只要将时间维度拉长，不利的条约，也会因为坚定执行，变得对中国有利起来。
比如大明和俺答汗缔结了和约，短期看，似乎对大明不利，但长期去看，俺答汗的统治陷入了危机；比如北宋和辽国的澶渊之盟。
因为世势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过去不利的因素，也有可能变得有利。
这其实非常正常，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来，都是可见的疆域里的执牛耳者，这种贯穿数千年的超然地位，奠定了中国的自信，同样也是因为这种超然的地位，让中国拥有了更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中国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中国的士大夫管这个叫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
而现在，大明开始接受他人批评，大明皇帝会征求大明各阶级的利益诉求，也会征求番夷使者这些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极为谦逊的姿态，但无论如何谦逊，都无法掩盖那股由内而外的傲骨。
当自我批评和他人批评相结合的时候，大明内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比如这出程、中程、归程的三角贸易，在以前绝对会被视为礼崩乐坏的标志性事件，但今天，大明的士大夫对此三缄其口，不观察、不在意、不讨论，假装不知道，就可以认为不存在了。
士大夫们主要的精力在应对皇帝的革故鼎新，拼尽全力纠正陛下过于激进或者保守的政令，并没有功夫去理会这些不幸。
而自我批评和接受他人批评，这两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本事，是倭人永远永远无法学会的本领。
因为一旦倭人开始自我批评，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崩塌之中；一旦接受他人批评，尤其是来自大明的批评，就会陷入认同危机，也就是‘我是谁’这个终极拷问。
这种现象被黎牙实归纳总结为：东方的罗马从未消失，以至于周围所有的国家都不约而同的陷入了认同的危机之中，不能反思，也不能接受来自大明的批评，否则，所有抗拒大明所建立的共识，就会瓦解。
所以倭人在大明人眼里，是有些奇怪的。盲目、自傲、
自大，同时又短视、自卑、刚愎自用，这看起来格外的撕裂且矛盾，但倭人就是这么矛盾的活着。
高启愚作为使者来到了倭国京都的迎恩馆，就看到了这种矛盾，尤其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倭人一方面以为战争胜负已分，不得不承认自己战败；但一方面，倭人又认为战败的因素是偶然的，再来一次，做的决策更好一点，就可以赢。
长门的陷落，似乎让倭国陷入了一种完全的癫狂之中。
有人大声喊着玉碎，要顽抗到底，看起来愿意为了倭国献上所有的一切，但让他上战场，他又不愿意送死；
有人不断疾呼议和，要彻底滑跪，看起来非常的理智，但让他在和约上签字，他也不愿意承担历史罪责。
高启愚收到了丰臣秀吉的第一封降书，在这封降书里，丰臣秀吉允许大明军以保卫倭寇矿场为名义，驻扎在矿场之上，这是降书里最大的妥协。
倭国仍然处于战国的尾声阶段，只做到了名义上的统一，地方仍然高度自治，各大名之间还在争斗，为了保证白银生产的稳定，丰臣秀吉作为幕府将军，邀请大明军驻扎在矿场周围，保护生产，不受倭国内战的影响。
矿场的收益仍然归当地大名所有，而非大明所有；
但大明拥有优先购买矿产产物的权力，允许使用宝钞兑付。
整个妥协充斥着自欺欺人的逻辑，自己骗自己罢了。
似乎只要倭国结束了战国，就可以将大明军送走；似乎只要不直接把白银拉到大明，中间有一次宝钞作为等价物进行兑换，矿产就还掌握在倭国的手中。
倭国将其称之为仍在掌控；大明称其为可控制性崩溃。
高启愚没有放过丰臣秀吉的打算，他要求倭王天皇，侨居大明，让丰臣秀吉出让更多的利益。
“大鸿胪，神火飞鸦到了。”李诚立非常不愿意跟高启愚说话，觉得和这读书人讲话多了会变坏，但该说的还是要说。
戚继光在长门城一次放飞了六万只神火飞鸦，直接击破了倭国顽抗到底的士气，但大明皇帝向来喜欢料敌从宽，又送了一批神火飞鸦到大阪湾守备千户所，而后送到了倭国京都外的迎恩馆内。
高启愚端起了茶杯，用茶盖拨动了一下浮沫笑着问道：“送来了多少？”
“三万只。”李诚立平静的说道。
“哐当。”
高启愚端着的茶杯落到了地上，滚了一圈，茶水撒了一地，他赶紧站了起来，收拾着身上的水渍，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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