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唏嘘道：“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冯·克罗梅尔先生身为一个奥地利人居然会为了意大利的民族独立高唱赞歌。看来在支票的面前，大部分外交官的职业操守确实很靠不住。”
施耐德闻言轻声笑道：“不，亚瑟，我与你的相反，这反而说明了冯·克罗梅尔先生是个志趣单纯的人，这样的人可比理想主义者好打交道多了。所谓理想主义者，其实与苏格兰驴子并无太大差异，许多人以为这是个好词儿，但是在外交领域，这个形容简直糟透了。
说的直白一点，那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压根不考虑实际情况，更不考虑他所处一方的利益究竟有没有受到损失。凡事由着性子来，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是先入为主。因此，这群家伙里很难找出几个聪明的。如果把外交这么精细的活儿交给理想主义者，要不了多久，欧洲就得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亚瑟下意识的想要替自己认识的几位理想主义者说句话，但是他转念一想，貌似施耐德说的话也不算错。
不论是大仲马还是加里波第、马志尼等人，那可都是搞起义的一把好手，哪里政局动荡哪里就有他们。在这方面，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甚至还要更胜一筹，因为大仲马由于能力不足，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参与起义，而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通常是发动起义的那一拨。
至于海涅，这位德意志民族主义犹太诗人虽然也自称理想主义者，但是由于他的书没有大仲马那么畅销，所以许多时候他还是得先捏着鼻子为五斗米折腰。等到有钱之后，再写文章骂两句控诉政府对他这样进步主义诗人的压迫。
以此推论，理想主义者好像确实不适合来干外交官的活，反倒很适合被外交官忽悠。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建立外交关系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示友谊，而是为了得到方便。外交官的本质则是一群被派去外国专职说谎以服务于自己国家的人。
而外交场合的大忌便是乱发脾气，任何拍案而起都要经过事先周密的设计，并且这永远是最后选项。
对于外交部来说，最完美的外交处理，便是让别人心甘情愿的去做你想让他做的事，并且还要让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主意。
但是，虽然这个职业以坑人为生，可又不能坑的太狠。
因为今天倒霉的人，也许明天就会很走运，所以一个精明的外交官必须得给未来留下余地，不能做绝户生意。
这不仅仅是亚瑟的行动基础，也是施耐德和冯·克罗梅尔的行动基础。
对于他们三人来说，自己的利益与政府并不完全一致。
甚至于，冯·克罗梅尔这个‘青年意大利’的直接对手，比亚瑟和施耐德更希望意大利人能够继续闹腾下去。
在不列颠，鉴于舆论的影响，所以诸如设立情报机构这样的事情只能私下里偷偷地做。
但是在德意志邦联，梅特涅却可以大张旗鼓的以邦联决议的方式，公开设立两个情报机构——美因茨中央调查委员会和法兰克福中央调查局。
而在这两个明面上的机构外，梅特涅还在暗地里设立了一个独立于德意志邦联议会的秘密情报机构——美因茨情报办公室（MIB）。
柏林、威斯巴登、达尔姆施塔特以及维也纳等德意志邦国的宫廷，都围绕着这些情报部门，在政治、警察和间谍事务上展开了合作，其行动范围不仅遍及所有德意志邦国，甚至也包括了欧洲其他的重点城市，比如巴黎和苏黎世等等。
这些情报机构将无数的涉及可疑人员、社团集会活动和旅行等方面的信息资料汇总在一起，打包发往奥地利首相府。因此，即便梅特涅蹲在维也纳不出门，他也能成为对欧洲政治运动、舆论风向、激进文学界最为了解的欧洲政治家。
哪怕是英国的帕麦斯顿、法国的塔列朗、俄国的本肯多夫伯爵，都不敢说他们的消息比梅特涅更灵通。
但消息灵通也并不全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奥地利皇帝和梅特涅也得到了更多的有关绞死诸侯、刺杀他们，或者将其赶出本国的威胁警告。
而作为一位经历了19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政治家，梅特涅当然不会觉得这些威胁仅仅只是一句空话。
至于奥地利的情报人员们，他们维系生命的养料便是维也纳宫廷的恐惧，皇帝和首相越是担心，他们的工作就越受到重视，拿到的经费也就越多。
尤其是前不久，在德意志邦联议会所在地法兰克福，还差点发生了将邦联议员一锅端的情况。
4月3日夜间，大约50名学生和激进分子趁着夜色袭击了法兰克福的警卫所，打算夺取枪支弹药发动武装起义。然而，由于他们的计划被提前泄露，法兰克福当局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所以在激烈交火后，起义者始终没能突破政府军的防御占领目标地点。
在这样的前提下，冯·克罗梅尔就更有理由相信，青年意大利的活动可以为他带来维也纳宫廷的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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