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婴其实对录歌背后的深意毫无概念。
她只知道，每天去王老师家学唱歌是件顶开心的事——王老师家的钢琴亮得能照出人影，指尖碰上去会发出叮咚的好听声响。
还有王老师家的小妹妹，总爱拽着她的衣角喊“哥哥”。
录音棚对她来说更是个新奇的“玩具屋”：墙上挂着亮晶晶的麦克风，像藏着会说话的小精灵。
控制台的按钮五颜六色，按下去还会亮灯，比家里的玩具电话有趣多了。
王老师让他站在麦克风前时，她会偷偷歪头看玻璃外的人，看他们比着“加油”的手势，然后脆生生地开口，声音像刚剥壳的荔枝，甜得冒水。
他不懂什么叫“传承”，也不懂歌声里藏着的期待，只知道唱完歌能得到王老师给的水果糖，能抱着小妹妹在地毯上打滚。
那些从麦克风里传出来的自己的声音，在他听来，和平时追着蝴蝶喊“等等我”的调子也没什么不同，不过是更清楚些、更好听些罢了。
录好的两版《七子之歌》磁带，被外交部的领导郑重地送了上去。
没过几天，反馈就下来了——“情感真挚，童声尤动人，可作为宣传素材推广”。
简单的评语，却让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松了口气，仿佛那卷小小的磁带，真的承载了千钧的重量。
6月末的首轮葡澳会谈落下帷幕，谈判桌上的严谨与坚持还萦绕在人们心头时，一个寻常的午后，四九城的广播里突然飘出了一段清澈的童声：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
起初，收音机旁的人们只是愣了愣。
这声音太干净了，像夏日里的第一口井水，带着点孩子气的执拗，把那句“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唱得又软又委屈。
听着听着，正在择菜的大妈停下了手，蹲在墙根听广播的老爷子直了直腰，连追着打闹的孩子都安静下来，仰着头听那声音里的“要回来”。
紧接着，合唱版也播了出来。开头还是那个清亮的童声，唱到“叫我一声‘葡澳’”时，几十道声音突然涌了上来，像小溪汇入大河，带着浩浩荡荡的暖意，把“母亲！我要回来”反复吟唱，听得人眼眶发烫。
广播还没播完，胡同里就炸开了锅。
“这歌真好听！那小小子唱的，心都化了！”
“听着像顾副司长家的海婴……”
“‘我要回来’，说得对！葡澳本来就是咱们家的孩子！”
张大妈端着刚晾好的水，挨家挨户敲门：“快听听广播！唱澳门的那首，太动人了！”
杂货店的老李头干脆把收音机搬到门口，音量拧到最大，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围着听那反复播放的童声与合唱。
顾从下班回家时，正听见胡同里的孩子们在跟着广播唱，跑调跑到天边，却唱得格外认真。
有个剃着寸头的小男孩，捏着嗓子学海婴的调子，唱到“母亲”两个字时，还特意拖长了尾音，引得一群孩子咯咯直笑。
“顾副司长！”对门的王婶笑着迎上来，“广播里那是不是海婴啊？唱得真好！我家老头子听了，说想起小时候老家的童谣了。”
顾从卿笑着点头，心里忽然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
晚上吃饭时，周姥爷端着酒杯，忽然叹了句：“那歌好就好在，不喊口号，就像家里孩子在说话。一听就知道，葡澳想回家了。”
周姥姥没说话，只是给老爷子添了点酒，眼眶有点红。
没过几天，海婴在托儿所也成了“小明星”。
小朋友们围着他，吵着要听他唱“澳门的歌”，连老师都笑着说：“海婴，给大家再唱一遍吧，我们都爱听。”
海婴被围在中间，小胸脯挺得高高的，奶声奶气地唱起来，唱到“我要回来”时，所有小朋友都跟着大声喊，小小的教室里，仿佛也回荡着千军万马的力量。
这首歌能火，不是因为旋律多复杂，也不是因为技巧多高超，而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最朴素的情感——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游子对家园的向往。
这种情感，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像胡同里的炊烟，像四九城的鸽哨，早已融进每个人的骨血里。
而那首歌，不过是把这份藏在心底的话，轻轻唱了出来而已。
阳光洒在办公桌上，那份谈判纪要的复印件旁，放着一张海婴的画——歪歪扭扭的房子，一个小男孩牵着另一个小男孩的手，旁边写着三个字：“回家了”。
顾从卿看着画，忽然觉得，那首歌的力量，或许就在于此：它让每个听到的人，都忍不住在心里默念一遍“欢迎回家”。
海婴在四合院的“走红”，比托儿所里来得更热闹些。
这天傍晚，他刚跟着顾从卿跨进院门，就被坐在门墩上择菜的张奶奶叫住了：“海婴回来啦？
快，给张太太唱段那‘葡澳的歌’，上午听广播没听够呢！”
旁边下棋的周姥爷也跟着起哄：“对，给你张太爷爷李爷爷也唱一个，让他们听听咱院的小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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