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夏在处理对外军事问题时，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和冷静的判断。面对大同小规模战事，他成功说服孝宗放弃盲目出兵，强调防守为上策，避免了可能的军事冒险。在处理庄浪土着首领鲁麟的问题上，刘大夏采取怀柔政策，既维护了边境稳定，又避免了不必要的军事冲突。
刘大夏与孝宗之间的君臣关系，更是成为后世美谈。孝宗对其信任有加，经常单独召见商讨国事，甚至允许其以揭帖形式提出建议，但刘大夏始终保持谦逊，提醒皇帝要遵循既定程序，防止个人专断。他的忠诚与正直，以及对国家大局的深刻理解，赢得了孝宗的深厚宠信，两人之间的互动充满了君臣相得的佳话。
四、回归故里
孝宗去世后，明武宗即位，刘大夏根据先帝遗诏，力主撤除非定额的四方镇守宦官，但武宗仅撤销了个别人选，对刘大夏主张的大规模撤除方案并未采纳。刘大夏不改初衷，继续奏请淘汰冗余武臣及减少皇城、京城守卫的宦官人数，虽几经力争，但大多未被接纳。在此期间，他成功推动了对部分传奉武臣的淘汰，但在处理大汉将军薛福敬等人的问题上遭遇了阻力，薛福敬等人试图通过拒绝入宫侍奉的方式激起武宗不满，幸得宦官宁瑾从中调和，刘大夏才免于被究责。
正德元年，刘大夏再次上书，点名批评了董让、刘琅、刘云、朱云等镇守宦官的贪婪残暴行为，请求严查惩处，但武宗对此并不高兴。刘大夏深知自己的意见与皇帝的意愿相左，多次请求致仕归乡。虽然有给事中、吏部等多方劝留，武宗仍未予理会，最终批准其辞官，并给予了一定的待遇与荣誉。
在家中安度晚年期间，刘大夏的清廉与正直却未能使其远离政治旋涡。刘瑾与刘宇等人因私恨，设计陷害刘大夏，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投入诏狱，并欲置其于死地。在都御史屠滽和李东阳的干预下，刘大夏虽免于死刑，却被流放至边陲肃州。时年七十三岁的刘大夏，穿着平民布衣，徒步穿越大明门，沿途百姓无不感动落泪，纷纷自发前来送行，场面感人至深。即便在戍边期间，刘大夏依然保持了高尚的气节，坚持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拒绝了任何特殊待遇。
正德五年，刘大夏获赦免，得以重返故乡。刘瑾伏诛后，刘大夏的官职得以恢复，但他选择了退休。在家居生活中，他教育子孙自食其力，耕田为生，多余的收入用于接济故旧和宗族。刘大夏亲自撰写了墓志铭，要求家人在其身后不得粉饰其生平，体现了其坦荡无私、光明磊落的一生。
结语
刘大夏的一生，是对“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最好诠释。在权力斗争与个人命运的交错中，他坚守着文人的风骨与官员的责任，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忠”、“勇”、“仁”。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刘大夏的事迹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应改变，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品质永远值得推崇。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指导当下，面向未来，让历史的智慧照亮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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