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年（1765年），云贵总督杨应琚报告缅甸各部落头人表示愿意归附清朝。然而，由于杨应琚身体状况不佳，乾隆帝任命杨廷璋赴永昌继续处理抵御缅军的事务。然而，清军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底瓦江之战中失利，乾隆帝因此赐杨应琚自尽，并调整了军事部署。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帝派遣大学士傅恒赴云南负责征缅事宜。次年（1769年），又命阿桂和阿里衮协助傅恒剿灭缅军。但由于缅甸气候炎热，疾病肆虐，清军损失惨重。最终，缅甸国王孟驳请求投降，并向清朝称臣纳贡，清缅战争结束。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小金川土司与沃克什土司联合挑衅，乾隆帝命令阿尔泰劝谕小金川。同年，和亲王弘昼和大学士傅恒相继去世。而在同一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族在渥巴锡的领导下，成功脱离了俄国的控制，返回中国。乾隆帝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接见了渥巴锡一行人，封渥巴锡为汗，并授予其他成员亲王、郡王等爵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金川和小金川土司索诺木朋楚克、僧格桑再次发动叛乱，攻打周边土司。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平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集中力量对付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军转向进攻大金川。然而，负责指挥的温福表现无能，导致清军遭受重大损失。乾隆帝随即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重新组织军队进行反击。
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清军终于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彻底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乱。此次战役结束后，乾隆帝决心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当地设立行政机构，直接管理地方事务。在小金川旧地设立了美诺厅（后改为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立了阿尔古厅，均隶属于四川省。此外，还在险要地区驻军，以确保这一地区的稳定。
六、全盛之象
乾隆中期，中国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急剧增长，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在农业方面，耕地面积显着增加。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的土地达到了七亿八千万亩。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区，亩产普遍达到二三石，甚至有高达五六石乃至七八石的情况。这表明精耕细作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单位面积的产量显着提高。
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乾隆时期大力推广高产作物的种植。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不仅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也适应了人口增长的需求。甘薯和玉米的推广种植，不仅提高了粮食总产量，还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结构。
除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主要经济作物包括棉花、烟草、茶树和甘蔗等。棉花种植尤其受到重视。在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棉花种植已经非常普遍。到了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广泛，部分地区棉花种植面积甚至超过了粮食作物。在直隶和河南等地，棉花种植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手工业和商业同样呈现出繁荣景象。随着棉花种植的普及，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苏州府的吴江县棉花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作物。棉花的种植不仅满足了本地的纺织需求，还通过商贩大量运输到江南纺织业发达的地区。
在商业方面，随着交通网络的建设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各地的市镇经济活跃，贸易往来频繁。商品种类丰富，市场交易活跃，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乾隆帝对文化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对文献的整理和保护上。他下令广泛征集图书，并颁布求书谕旨，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积极参与。乾隆帝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确保书籍的搜集工作有序进行。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从全国各地征集的图书已超过万种，极大地丰富了国家藏书。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顺利完成，八部《四库全书》先后抄写完毕，并入藏各阁。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间，国库的银两长期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显示出国家财政的雄厚实力。这一时期，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这一时期的强大中国屹立于东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七、盛极转衰
乾隆盛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但在乾隆帝统治的后半段，清王朝却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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