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进军新疆
1864年，新疆地区因受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的影响，陷入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其中，喀什噶尔成为争夺的焦点，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相继向中亚的浩罕汗国求援，引来了该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阿古柏于1867年在新疆建立了“洪福汗国”，加剧了新疆的动荡。同时，沙俄也趁机于1871年7月侵占了伊犁，进一步加剧了新疆的危机。
面对新疆的危机，清廷开始重视并采取措施。他们命令景廉、成禄等率军出关，并令左宗棠派兵进剿。然而，由于陕甘回民起事尚未平定，左宗棠认为此时兴师远举并非稳着，但他仍于1872年1月派徐占彪进兵肃州，为收复新疆做准备。
1873年3月，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准备收回伊犁的方针。他认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复，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使不立即索伊犁，也已稳然不可犯。这一方针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
然而，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主张放弃塞防以节省军费用于海防。而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认为不收复新疆将导致陕甘清军被长期牵制，且会招致英、俄的渗透。最终，左宗棠的观点得到了清廷的认同。
于是，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确定战略
在军事战略上，左宗棠展现出了卓越的远见和深思熟虑。他提出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为清军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北后南”的战略意味着左宗棠决定首先安定北疆，但不急于攻取伊犁，而是逐步向南疆推进。这一战略选择是基于对阿古柏势力的深入分析和地理区位的考虑。阿古柏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疆的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其在此地的力量相对薄弱，进军难度较小。同时，北疆的乌鲁木齐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收复此地可以进一步为收复伊犁创造有利条件。
在“缓进急战”的战略中，“缓进”并不意味着拖延时间，而是积极治军，为未来的决战做好充分准备。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增强军队战斗力。他不仅对主力湘军进行了严格的整编，剔除空额，汰弱留强，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士兵，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以确保军队的士气和忠诚度。通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逐渐壮大，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而“急战”则是考虑到国库空虚以及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由于西北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左宗棠决定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他要求军队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获取全胜，尽早收兵。
准备物资
在筹备西征的过程中，左宗棠深知武器装备和粮食供应的重要性。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西征军的战斗力和后勤保障。
首先，左宗棠在兰州建立了“兰州制造局”，专门负责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应对阿古柏军队的洋枪洋炮，他从广州、浙江等地调来了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制造了大量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包括仿造的德国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还有改造后的中国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西征军的战斗力。
其次，左宗棠非常注重粮食供应问题。他命令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通过一年的努力，哈密地区收获了大量的粮食，基本上解决了该部半年军粮所需。然而，粮食供应仍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左宗棠建立了四条运输路线，从甘肃河西、包头、归化、宁夏等地采购和运输军粮至新疆。此外，他还在新疆东部采买粮食，并尝试向俄国人购买粮食。虽然关于这部分粮食的来源存在争议，但左宗棠确实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确保粮食供应。
筹措军费
除了官方运输外，左宗棠还广泛设立运粮台站，并借用民力进行节节转运。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还减轻了军队的负担。
1876年，随着收复新疆的战争一触即发，军费问题成为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各省积欠陕甘军费已达2000余万两，仅仅依靠各省关协饷根本无法解决这一庞大的军费开支。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左宗棠决定采取借款的方式来筹措军费。他援引沈葆桢为台湾防务借款的旧例，向朝廷请求借洋款一千万两。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沈葆桢的反对，使得借款计划一度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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