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拍完，水淼风尘仆仆地踏进家属院，还没等她喘口气，王婶那极具穿透力的大嗓门就像个高音喇叭似的响了起来：“哎呦！咱们的大作家回来啦——！”
这一声吆喝，好比往滚油锅里滴了滴水，整个家属院瞬间就炸开了锅。正是晚饭光景，家家户户都端着碗在外头边吃边闲聊，一听这消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立刻端着碗筷，呼啦啦地全涌到了水淼家门口的小院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碗里的红薯粥冒着热气，就着咸菜疙瘩，大伙儿的眼睛却都亮晶晶地瞅着水淼，充满了好奇与热情。
“水干部，快给咱们讲讲，那电影是咋拍的？是不是真得找个山头，再打一仗？”
“就是就是！那些演小鬼子的，真能乖乖配合咱们‘死’一回？听着都稀奇！”
“这又是写书又是拍电影的，肯定没少挣钱吧？大作家，你这回可是发了！”
前面几个问题，水淼还笑吟吟地回答，可最后那个关于钱的问题，直接让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她有点破防了。
哪有什么一夜暴富的神话？她心里苦笑，在这个1991年《着作权法》都还没影儿的年代，所谓的“版权费”，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鼓励。
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给作家的这笔钱，名目上不叫“版权费”，而是叫“稿酬”或者“创作补助”。
说白了，这是国家对作者劳动的一种认可和奖励，跟市场价值、商业回报基本不沾边。她作为原作者，又前前后后参与了剧本的讨论和修改，最后到手的，是两百三十六块八毛三分钱，另外还有县里宣传部、文化馆给的一些粮票、布票之类的补助。
“哎呦，那……那确实是少了点。”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可不是嘛，现在文化馆刚转正的小干事，一个月工资都有五十六块呢。水淼这忙活了好一阵子，满打满算，一个月也就合八九十块钱，对于她这名气来说，真不算多。
“嗐！这哪是钱多钱少的事！”立刻有人高声反驳，仿佛觉得谈论钱玷污了这事的崇高性，“拍电影啊！光宗耀祖的大好事！搁我，不要钱都乐意干！”
根本不需要水淼自己这个当事人参与话题，邻居们就着咸菜，喝着稀饭，已经你一言我一语地从水淼的收入，争到了国家文化政策，最后甚至扯到了国际形势，话题像脱缰的野马，拉都拉不回来。
大人们在高谈阔论，孩子们可对这些没兴趣。一群小萝卜头早就挤到了水淼身边，眼巴巴地望着她。安国更是像个小树袋熊，死死抱着妈妈的大腿，宣示主权：“不许你们抱！这是我妈妈！”
“好了好了，都有份。”水淼被孩子们逗笑了，弯腰从随身带的、有些磨损的公文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是花花绿绿的水果糖。
就是那种经典的玻璃纸糖，圆溜溜的，糖体透明，有橘子、柠檬、香蕉各种味道，漂亮的糖纸在夕阳下闪着诱人的光。
“来，排好队，一人三颗。”水淼话音一落，孩子们虽然兴奋，却都听话地排起了小队。到底是文化馆家属院的孩子，平日里家教都不错。
等到所有孩子都分到了糖果，一群小孩子立刻像得了宝贝的小麻雀，呼啦啦地撒欢跑开了，跑远了还能听到安国得意洋洋的喊声：“今天我当将军！糖纸都归我收集！”愣是连方满福都喊不住他吃饭。
这年纪的孩子，无忧无虑，几张糖纸都能让他们开心半天。
“妈……”屋里，盛华犹豫着叫了一声，带着颂华都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躲在姐姐身后，看看她又看看妈妈，觉得这中间有事。
“先吃饭吧。有什么话吃完再说。”还是方满福打了圆场。
盛华这孩子，在家属院是出了名的。邻居们都夸她，完美继承了她母亲那股不服输的聪慧劲儿。
上学晚，基础差，却硬是凭着一股狠劲，成了学校里名副其实的“跳级生”，功课门门拔尖，尤其是数理逻辑，连老师都夸她“灵光”，硬是从一个大龄小学生，一路跳级成了年龄最小的初中生。
自从她来家属院之后，就成了所有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她性子沉稳，不苟言笑，其他调皮的孩子见了她，就像老鼠见了猫，立马规规矩矩的。甚至有家长吓唬孩子都说：“再不听话，就请盛华姐姐来给你辅导功课！”保准孩子立马乖乖坐好。
水淼一直为女儿的独立和主见感到骄傲，可如今，她却因为这过强的“主见”发了愁。
以盛华的成绩，按水淼内心最真切的期盼，自然是希望她能顺顺当当地读高中，考大学，去更广阔的天地里汲取知识，施展才华。
她自己是靠文字改变了命运，但她更深知，在这个百废待兴、求贤若渴的年代，系统性的高等教育所能赋予一个人的视野、底蕴和未来的可能性，是任何“速成”路径都难以比拟的。
然而，盛华却有自己的想法。吃完饭，水淼特意叫了女儿到自己的小书房整理堆积如山的读者来信，想找个机会，不着痕迹地聊聊未来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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