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我们五个人没有出过旅馆的门。
吃饭都是让老板送到房间，开水自己烧，窗帘始终拉的严严实实。
吴老二每天早晚各下楼一趟，在旅馆门口站一会，观察街面上的动静。
回来之后把看到的情况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几号几点，哪一路人马从哪条街经过，带了什么装备，面馆里换了哪一拨人。
第二天上午，面馆里原来的两桌人换成了另一拨。
一共六个人穿的都是黑棉袄，说话带着鄂北口音，襄阳会馆的人又回来了。
他们在面馆里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走的时候有一个人留在桌上一个牛皮纸信封了，信封上什么都没写。
五分钟后，一个戴狗皮帽子的男人走进面馆，拿起信封揣进怀里，转身就走。
吴老二说他认得这个戴狗皮帽子的人，是关中帮的探子。
第三天晚上，归德府城南方向传来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炸了。
响声不大，但在夜里传得很远，旅馆里的住客有人开窗探头看，吴老二没动，他靠在窗边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往南边看了一会，回头说了一句不是炸药，是煤气罐。
隔天一早消息就传开了，关中帮租的一辆面包车在城南废砖窑附近被人动了手脚，油箱被拧开塞了棉纱，点着之后烧了半个小时才被附近村民发现。
车里没人，但后备箱里的装备全烧没了。
“归德府现在就是一口高压锅。”
吴老二在房间里踱着步：“各路人马都在往里加压，就看谁先炸。”
第四天是二零零四年一月一号，元旦。
贵德府街上比前几天热闹了一些，有小孩在巷子里放鞭炮，零零星星的响几声又没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街上几个穿新棉袄的小孩追跑过去，忽然想到今天是元旦，在津沽的话，时紫意这个时候应该在紫意轩挂红灯笼。
杜三手一大早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跟阿峰交代了一句工具给我留一套。
阿峰从工具包里抽出一套细钢钳和两把不同型号的锉刀递给他，杜三手揣进棉袄口袋里就走了，连帽子都没带。
到了中午杜三手没有回来。
下午有没有回来。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开始坐不住了，问吴老二度数去哪了。
吴老二坐在床上用磨刀石磨一把短柄铲刀，头都没抬，说你别瞎操心，他要是想跑，这归德府城里没一个人追得上他。
傍晚六点，天已经黑透了。
旅馆外面的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打在巷子口的石板路上。
我正在房间里和郭大江核对暗河水道的入口坐标，房间被人从外面敲了三下，两长一短，是杜三手回来了。
阿峰起身开了门，杜三手闪身进来，反手就把门关上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拍在桌上。
深灰色的硬纸封面，一个朱红色的蝉印。
请柬。
和马识途那本旧书里夹的那张一模一样的纸，一模一样的印记。
“你偷了一张请柬？”
杜三手把棉袄脱了扔在床上，从桌上拿起茶缸子灌了半缸子凉水，喝完用袖子抹了一下嘴。
“潭州帮的人住城北货站旁边的大车店，四个人一间屋，请柬塞在领头的枕头底下，他们中午出去吃饭，我就摸进去了。”
“你进去？你怎么进去的？”
“从隔壁房间翻窗进的，隔壁那间房空着，门锁就是个摆设。”
杜三手用手指在太阳穴旁边转了一圈：“前后不到两分钟，请柬在他们枕头底下用红布裹着，还有一把五四手枪，我没动枪，只拿了请柬。”
吴老二把请柬拿起来对着灯看。
纸是手工抄的桑皮纸，对着光线能看到纸浆里细碎的植物纤维，封面那个蝉印是朱砂盖的，指甲扣上去有细微的凹凸感。
翻开，里面是三行瘦金体小字，墨迹发暗，写的是：“甲申年腊月初八，会于淮上，金册出世，待有缘人，落雁崖内，恭候大驾。”
落款同样没有署名，只盖了一个和封面上一模一样的朱红蝉印。
我把请柬上的字和马识途书上那张请柬的内容对照了一下。
马识途那张写的是甲戌年霜降，有宝出世，待有缘人，这次把有宝换成了金册，加了一句落雁衙内，恭候大驾。
没有邀请人，没有收件人，没写具体方位。
和十二年前的局一样，给的信息只够让人找到地方，不够让人活着出来。
“那现在潭州帮的人应该知道请柬被偷了？”
我把请柬翻过来看了看封底，封底什么都没有，只有朱砂蝉印透过来的痕迹。
“应该知道了。”
杜三手往床上一坐，翘起二郎腿：“但不知道是谁偷的，我拿请柬的时候顺便把关中的一张收条塞进了红布里，他们回去发现请柬没了多了张收条，估计正满城找关中帮的人算账。今晚有好戏看。”
吴老二骂了一声老狐狸，脸上的褶子笑得挤成了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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