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有些失礼的施耐德用强大的意志力将眼神从木兰身上挪开。
他低头看了看那些木箱，目光落在箱子上那些毛笔字上，又愣住了。这次不是为人，是为字。
“这字……”他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问，“是谁写的？”
木兰本来没听懂他刚才那句德语的赞叹，只当他在夸箱子上的字，便回头指了指队伍最后面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我奶奶写的。”
这一声“奶奶”喊得无比自然，声音不大，却软软糯糯的，像刚出锅的糯米团子。
更像一颗小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漾开一圈圈暖意。
老太太正弯腰扶着一个歪了的箱子，听见这一声，直起腰来，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听见木兰喊奶奶，江冬眼睛一亮，张嘴就想说什么。可惜嘴皮子刚动，就被木兰捏成鸭子嘴。
破小孩，早就防着你呐！
施耐德这才注意到队伍最后面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雨丝细密，木兰从箱子里翻出一条披肩，轻轻搭在老太太肩上。
那条披肩不大，墨蓝色底子，边角绣着几枝梅花。针脚细密，花蕊处用了极细的金线，在灰蒙蒙的天色里若隐若现。
最奇的是那梅花。正面看是含苞待放的骨朵，翻过来，却成了半开的花。两面纹样不同，针脚却一样平整，看不出正反，分不清里外。
老太太拢了拢披肩，指尖轻轻拂过那几枝梅花。披肩是临行前绣的，断断续续绣了大半年。本想着送给木兰这个孙媳妇当做见面礼，没想到兜兜转转，最后还是披到了她自己身上。
江奶奶穿着一件靛蓝色的棉布外套，浆洗得板板正正，领口和袖口磨得微微发白，却不见一丝褶皱。
那蓝色不是新的那种亮，是穿了几年、洗了无数水之后沉下去的暗，像老宅子里的青砖，越旧越有味道。
袖口挽了两道，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披肩搭在肩上，那几枝梅花便稳稳当当落在胸前，不偏不倚。
笔直站立的江奶奶，目光沉静，看见施耐德看过来，微微点了点头，不慌不忙，不急不躁，那姿态不像个来搬书的随团家属，倒像是哪家大户里见过世面的老祖母，在自家园子里偶遇访客，从容地点头致意。
施耐德怔了一下。他见过不少华国人，穿中山装的官员、穿工装的技师、穿学生装的年轻人。
头一回见不用人搀扶，还站得这么直的老太太。
蓝外套不新不旧，袖口磨出毛边，偏偏肩上搭着那么一条披肩，墨蓝底子衬着梅花，素净里透着说不出的讲究。那梅花绣得精巧，针脚细密，花瓣的纹路丝丝分明，像是刚从枝头摘下来，还带着晨露。
施耐德后来跟同事说起这一幕，想了半天，只说了一句：“那位老太太，像一本合上的书。你看不见里面的字，但知道是好书。”
他没有夸张。
自认为半个华国通的施耐德盯着那几枝梅花看了好几秒，心里盘算着这针法，是苏绣还是湘绣，最后还是没敢问。
只是弯了弯腰，双手有些笨拙地垂在身侧，像是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最后学着东方人的样子，微微拱了拱手，又觉得不对，又放下来，那动作生疏得很，像头一回穿新衣裳的人，哪儿都别扭。
木兰在旁边忍不住笑了，轻声说：“施耐德先生，不用这么客气。”
施耐德直起身，脸上有些窘迫，搓了搓手，语气里带着几分歉意：“这次书展，实在是仓促了。按规矩是六年一届，今年提前了两年，好多事情都没准备周全。你们的展台位置不太好，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他顿了顿，目光又落回那些木箱上：“1959年那届，你们的展台在最中间，人来人往，热闹得很。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评委们看了都说‘即便把所有奖牌颁给它都不够’。《上海博物馆藏画》拿了金质奖章，《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也拿了金奖，《西厢记》连环画也拿了金奖。还有活字印刷样品、宣纸样本、线装书工艺……那次你们一共拿了十个金质奖章、九个银质、五个铜质。”
他说着，眼睛亮起来，像是又回到了四年前的那个秋天：“我记得那天颁奖，评委们围着你们的展台转了好几圈，最后说了一句话——‘华国书，不是印在纸上的，是长在纸上的’。”
木兰听着，心里微微一动。这是自上次书展结束后，代表团带回来的评价。没想到四年过去了，这位东汉斯喵人还记得一字不差。
想来这位就是前辈们提到过的，稍微偏向我们的人吧。
施耐德看了看那些木箱，又看了看木兰，语气里带着几分期待：“这次，是不是又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木兰把被雨打湿的头发别到耳后，温柔一笑：“那，肯定是有的。”
她没有说是什么。
施耐德也不追问，只是招呼工作人员帮忙搬箱子，嘴里念叨着：
“你们这次的展位在二楼拐角，位置不算最好，但宽敞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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