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走出办公楼时，日头已近中天。秋日正午的阳光带着点力度，但被厂区高大的建筑和纵横的管道切割得支离破碎，在地上投出棱角分明的阴影。空气里浮动着金属受热后的微腥和未散尽的夜露气息。
他一眼就看见大老王蹲在路边花坛的水泥沿上，眯着眼，像在打盹，又像在晒太阳。花坛里的月季无精打采，叶子边缘有些卷曲。听到脚步声，大老王抬起眼皮，目光和江夏对上，没说话，只是慢吞吞地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并不存在的灰。
江夏也没问这家伙跑哪去了。
两人之间有种无需废话的默契。大老王刚才没露面，自有他的道理。他不说，江夏就不问。一个眼神交错，意思到了——你没事，我知道。有事，你会说。
周建明从办公楼侧门跟出来，在台阶上停了一步，抬头看了看天，眯了眯眼：
“江工！这都到饭点了，二位辛苦一上午，要不……我们先找个地方，随便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吃完再去阿拉厂里看看？”
他说得客气，但眼神里透着期待，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请客是应有的礼节，可他大概也在掂量着请这顿饭的花销。
江夏看了一眼日头，又看看大老王。
大老王无所谓地耸耸肩。
“行，那就麻烦周厂长，找个近便、能快点的地方。” 江夏点了头。他也确实饿了，从早上到现在，神经一直绷着。
“哎，好，好！” 周建明连忙应道，但话语间又带上了一丝窘迫“这边走，我知道个地方，干净，味道也还行，就是……没什么大菜，就是点家常小吃。”
两辆自行车，一辆“永久”，一辆“凤凰”，依次驶出了江南厂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车铃在空旷的厂前路上发出零星而清脆的“叮铃”声，很快被上午市井渐起的嘈杂淹没。
周建明在前面带路，没有往繁华的街市去，而是拐进了厂区后面一片交错的老式里弄。
道路变窄，两旁是低矮的砖木结构房屋，晾衣竹竿从这边的窗台斜伸到对面，挂着颜色发白的衣衫床单。空气里多了煤球炉子的烟味、刷马桶的碱水味，还有不知哪家飘出的、淡淡的饭菜香。
骑了约莫七八分钟，在一个丁字路口不起眼的角落，周建明刹住了车。那是一个临街搭出的半敞开棚子，门脸很窄，只挂着一块被油烟熏得发黑的木牌子，用红漆写着“合作食堂”四个字，字迹有些模糊。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围着一条发黄的围裙，正在灶前忙活。灶是煤球炉，炉膛里塞着几块烧得通红的煤球，火苗从炉口舔出来，舔着平底锅的锅底。
锅盖掀着，锅里的生煎码得整整齐齐，面皮在油里煎得滋滋响，底子金黄，褶子朝上，撒了葱花和芝麻。蒸汽从锅里升起来，带着油香和面香，在正午的光线里白蒙蒙的，像一团不会散的云。
“就这里，江工，王同志，别看地方小，他家的生煎馒头和菜饭是一绝，分量足，吃得饱。” 周建明有些不好意思地介绍道，手脚麻利地去搬凳子，“就是没啥坐相，委屈二位了。”
“挺好，就这儿。” 江夏不以为意，把自行车靠在墙边。大老王也停好车，目光习惯性地扫了一圈周围环境……
几个看起来像是附近工厂的工人正埋头吃着，还有一个老头端着碗靠在桌边喝汤，没什么异常。
三人刚落座，一个带着白帽的胖大姐就扯着嗓子问：“三位吃点啥？生煎一客四只，菜饭一大碗，还有骨头汤。”
“三客生煎，三碗菜饭，汤……也来三碗吧。” 周建明抢着说，手已经往口袋里伸。
“我来。” 江夏按住了他的手臂。他已经看到周建明掏出的那个洗得发白的旧皮夹，里面钞票不多。
“周厂长带路辛苦，这顿我请。”
“哎呀，江工，格哪能好意思！侬是客人呀……” 周建明还要争，脸上是真切的窘迫。
“下次，下次你请。” 江夏已经站起身，走到灶台边，问明了价钱，从自己兜里掏出钱和粮票付了。胖大姐利落地找了零，扯下挂在铁丝上的小木牌递给他。
周建明脸上有些讪讪的，但也没再坚持，只是搓着手道：“那……下次一定，下次一定。”
很快，胖大姐用三个边缘磕破的搪瓷盘端来了生煎，又用三个粗瓷大碗盛了满满的菜饭，最后是三碗飘着几点油星和葱花的清汤。生煎底部煎得金黄焦脆，上半部雪白松软，撒着黑芝麻和翠绿的葱花，冒着热气。
菜饭这个东西，是魔都寻常人家和工人食堂里常见实惠的吃食，用切碎的咸肉丁、碧绿的青菜或是小棠菜跟大米一起焖煮，米饭吸饱了咸肉的油脂和咸鲜，青菜带来清爽，油润喷香，顶饱实在。
“趁热吃，阿拉格生煎，汤汁足，小心烫！先咬开一点点，慢慢嘬，勿要急！” 胖大姐把东西放下，操着浓重的口音热情地叮嘱了一句，尤其是对着江夏和大老王这两个“外地人”，然后才转身回灶台边帮着男人继续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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