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两派。一拨人跳出来力挺陈导，说这风气不能开，不然以后谁还认真拍电影？版权意识要不要了？电影艺术的神圣性还要不要了？”
“另一拨呢？”
宁皓在电话那头轻笑：“张一某导演那边传出来的说法是‘与民同乐，不必较真’。陆钏直接在私下场合说老陈小题大做，自取其辱。”
“还有更狠的。”宁皓补充道，声音里的幸灾乐祸几乎掩藏不住，“陈导那位前妻，洪晃，你知道吧？她在博客上写：‘这年头，连个馒头都含着血案，可见人血馒头也不是那么好吃的。’”
何越差点没忍住笑出声，但随即涌上来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
作为观众，他欣赏那段视频的创意和胆量。作为电影爱好者，他觉得《无极》确实有问题——那些故作高深的台词，华而不实的特效，空洞苍白的内核。但作为导演，哪怕只是个小导演，他太清楚那种感受了。
三年。陈开歌在《无极》上花了整整三年。从剧本打磨到选角，从特效制作到宣传发行，每一帧都是心血。而现在，那些心血被人用最戏谑的方式碾碎，成了网民茶余饭后的笑料。
这不是影评，这是公开凌迟。
“导演协会要开会了。”宁皓的话把何越拉回现实，“就为这事。听说要统一立场，发联合声明。你也收到通知了吧？”
何越瞥了一眼邮箱，果然有一封未读邮件，发件人显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收到了，还没看。”
“你去吗？”
何越沉默了几秒。他和导演协会的关系，用“微妙”形容都算客气。去年他那部《春逝》在业内口碑不错，结果金鸡奖六个提名全部落空。圈内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他没“拜对码头”，没参加该参加的饭局，没奉承该奉承的人。
“不想去。”他实话实说。
“我也不想，但这次不一样。”宁皓难得正经起来，“这是行业大事。而且，听说不仅是导演协会，制片人协会、编剧协会可能都会联动。要整治网络恶搞影视作品的风气。”
“所以？”
“所以咱们得在场。哪怕只是坐在最后一排，不说话。”宁皓顿了顿，“何越，我知道你对那些老家伙有意见。但这事关整个行业。如果今天他们能因为一个恶搞视频起诉一个普通人，明天可能就会因为一条差评封杀一个影评人。这口子不能随便开，但也不能完全放任。咱们得知道风向。”
何越揉了揉太阳穴。窗外，北京的夜幕正在降临，霓虹灯渐次亮起。这座城市里，有多少人此刻正在电脑前看着《一个馒头的血案》，笑得前仰后合？又有多少人，在电影圈的某个会议室里，严肃地讨论着如何“维护行业尊严”？
“时间地点发我。”他终于说。
“得嘞。明天下午两点，协会会议室。记得，穿正式点，那帮老家伙讲究这个。”
挂断电话后，何越又点开了那个视频。这一次，他没有笑。
画面中，那个被恶搞的“倾城”在屋顶奔跑，背景音乐是荒诞的《茶山情歌》。弹幕密密麻麻地飘过：
“原来《无极》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这样的！”
“陈导对不起，但我真的忍不住笑！”
“年度最佳影评，没有之一！”
何越关掉视频，点燃一支烟。
烟雾缭绕中，他想起自己拍第一部电影时的情景。那是个小成本文艺片，投资只有八十万，剧组加起来不到二十人。拍摄最后一天，摄影师、灯光师、演员，所有人挤在监视器前看回放。没有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画面——粗糙，青涩，但真诚。
电影上映后，票房惨淡，但有个大学生在影评网站上写道：“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为什么爱电影。”
何越把那条评论打印出来，至今还夹在笔记本里。
而现在，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另一个关于电影的视频——一个用才华践踏心血的视频，一个用笑声解构权威的视频，一个可能改变电影与观众关系的视频。
第二天下午一点五十，何越和宁皓在导演协会大楼前碰头。
两人都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像两个准备参加答辩的研究生。
“你看起来像卖保险的。”宁皓打量了何越一眼，咧嘴笑了。
“你也差不多。”何越回敬。
协会大楼气派得很，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前台小姐礼貌而冷淡地指了会议室方向。走廊墙上挂着一排黑白照片——中国电影史上的导演们，从第一代到第五代，严肃地注视着每一个经过的人。
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何越一眼扫过去，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几个协会的常务理事，几个在商业片上颇有建树的导演，还有一两个像他和宁皓这样的“新生代”。
但没有陈开歌。也没有张一某、陆钏那些真正的大佬。
“大人物不会这么早来。”宁皓低声说，拉着何越在靠后的位置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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