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的黄昏，寒鸦聒噪，在逐渐冷却的铅灰色天幕下盘旋、聚拢。伊戈尔·彼得罗维奇从他那方狭窄得令人窒息的格子间抬起头，窗外，那些漆黑的翅膀正以一种令人心惊的精确度排列组合。先是松散，继而规整，最终在涅瓦河对岸滴血教堂那扭曲倒影的映衬下，凝固成一个巨大、狰狞、不容置疑的单词：开会。
“又来了。”他低声嘟囔，声音淹没在隔壁财务部那台老掉牙的针式打印机永无止境的哀嚎里。果然，几乎就在那个黑色“会”字成型的瞬间，走廊尽头那扇沉重的、镶嵌着廉价黄铜装饰条的橡木门——属于部门经理卢基扬·瓦西里耶维奇——猛地被推开。卢基扬本人像一枚被火药顶出的炮弹头，出现在门口。他身形敦实，裹在一件似乎永远沾着可疑油渍的粗呢外套里，稀疏的头发顽强地覆盖着宽阔的额头，那双小而锐利的眼睛此刻正喷射着一种混合了焦躁与莫名亢奋的光芒，扫过整个开放式办公区。
“市场部！全员！会议室！立刻！马上！”他的嗓音粗粝，带着一种不容分说的权威，瞬间斩断了键盘的敲击、电话的絮语和打印机最后的喘息。
空气凝固了一瞬，随即是椅子腿刮擦地板的刺耳声响，纸张被粗暴归拢的哗啦声，以及压抑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息。伊戈尔认命地合上面前那份关于“涅瓦河冬季冰雕啤酒节可行性分析”的文档，第一百零一次。他站起身，感觉脊椎骨在咯吱作响，如同这栋年久失修、据说前身是某秘密警察机构档案库的旧楼本身的呻吟。走廊墙壁上剥落的绿色油漆散发着潮湿的霉味，混合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类似陈旧樟脑丸的奇异气息，这气息似乎总是紧紧追随着卢基扬。
推开厚重的会议室门，一股浑浊的热浪混杂着陈年烟味、廉价咖啡的酸腐和某种难以名状的体味扑面而来。技术部的安德烈，一个面色苍白、眼袋深重的年轻人，正像只没头苍蝇般在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旁打转。他佝偻着背，双手神经质地摸索着桌面、椅子底下、甚至墙角的阴影，嘴里念念有词：“遥控器…该死的投影仪遥控器…它明明刚才还在…”
“安德烈！”卢基扬像一尊矮胖的怒目金刚杵在门口，声音震得天花板的灰屑簌簌下落，“十分钟！宝贵的集体时间又在你手里溜走了十分钟！你在干什么？寻找通往天堂的钥匙吗？”
安德烈吓得一哆嗦，脸色更白了，嗫嚅着：“经理同志，遥控器它…它又失踪了…像上个星期一样…”
“失踪？它长翅膀飞了？还是被办公室老鼠拖去当磨牙棒了？”卢基扬的咆哮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他那张方阔的脸涨成了猪肝色，稀疏的头发仿佛也因愤怒而竖立起来，“我告诉你，安德烈同志！你这种行为，是对集体时间赤裸裸的盗窃！是怠工！是破坏生产！一个人浪费十分钟，在座十二位同志，就是一百二十分钟！整整两个小时宝贵的社会主义劳动时间！换算成产值…”他挥舞着粗短的手指，唾沫星子在顶灯昏黄的光线下飞溅。
伊戈尔麻木地坐下，冰凉的人造革椅面透过薄薄的裤子传来寒意。他盯着卢基扬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思绪却飘到了大学课堂。教授在讲台上唾沫横飞地分析布尔加科夫的《狗心》，说官僚主义如何把人异化成非人。那时的伊戈尔觉得那是文学，是魔幻。现在他知道了，那只是被布尔加科夫用天才的笔触稍稍提纯过的、赤裸裸的现实。眼前的卢基扬，他的咆哮、他的逻辑、他那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敦实身躯，不就是活生生的“沙里科夫”吗？只不过披着经理的外皮。
就在卢基扬的咆哮达到顶点，安德烈几乎要缩进桌子底下时，秘书柳德米拉——一个身材高挑、面容冷峻得如同冬宫大理石雕像的金发女人——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她目不斜视，高跟鞋踩在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冰冷、富有节奏的咔哒声，奇异地压过了卢基扬的怒吼。她径直走到墙角的投影仪旁，伸出涂着鲜红蔻丹的纤长手指，在机器底部一个极其隐蔽的凹槽里轻轻一抠。那个被诅咒的、让安德烈几乎抓狂的黑色塑料遥控器，就像变魔术一样，稳稳地躺在了她那毫无血色的掌心。
“在这里，经理同志。”她的声音平静无波，如同西伯利亚冻土原上吹过的风。
卢基扬的咆哮戛然而止，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他瞪着柳德米拉手中的遥控器，又瞪了瞪面如死灰的安德烈，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最终只是重重地“哼”了一声，一把夺过遥控器，粗暴地按下了开关。
投影仪发出一阵垂死挣扎般的嗡鸣，抖动着，在对面污迹斑斑的白色幕布上投下一片模糊、闪烁的光斑。光斑渐渐稳定，扭曲变形，最终勉强拼凑出卢基扬那张巨大而失真的脸。他的声音通过劣质音响传出来，带着沉闷的金属回响，嗡嗡地撞击着每个人的耳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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