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斯米尔诺夫记得第一次听见那个声音是在沃罗涅日精神病院的地下室。那是个星期三，他像往常一样在抄写员办公室整理病历，突然听见墙壁里传来细微的敲击声，像是指关节刮擦石灰的声音，三下，停顿，再两下。
他们在那里。声音说，你母亲也在那里。
伊万没有抬头。二十七年的生活教会他，当墙壁开始说话时，最好的对策是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他继续用蘸水笔在病历上抄写：病人安娜·彼得罗夫娜，67岁，坚信自己是只茶壶，要求每日三次被灌满开水。
但那天墙壁格外坚硬。当伊万穿过走廊去茶炉室时，13号病房的门突然开了条缝，一只枯瘦的手像冬眠后醒来的蛇一样探出来，抓住了他的白大褂下摆。
你长得像她。那只手的主人——安娜·彼得罗夫娜——用她浑浊的右眼盯着他，左眼早在去年冬天就被她自己用叉子戳瞎了。特别是皱眉的时候，简直和娜杰日达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伊万掰开她的手指。娜杰日达是他母亲的名字，这个音节在罗刹国方言里意为，但据父亲说，母亲在生产那天就死了，死于对新生儿过度的失望。父亲后来经常用这个解释来回答伊万关于母亲的一切问题，直到十二年前的一个雪夜，父亲自己也变成了墙壁里众多声音中的一个——那个晚上，税务局的官员们来带走了他，理由是超额缴纳悲伤税。
我母亲死了。伊万对安娜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仿佛说话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某个更年长、更疲惫的幽灵。
老妇人笑了，露出三颗黄铜牙齿。在罗刹国，死亡只是种行政手续。有时候需要盖章，有时候需要排队，但从来都不是最终结果。她凑近伊万的耳朵，腐烂的甜菜气味扑面而来，去地下室看看，紧挨着停尸房那扇门。他们把她关在那里，因为她说出了关于院长儿子的真相。
那天晚上，伊万没有回职工宿舍。他留在办公室，把1934年到今年的所有病历按字母顺序重新排列了三遍。凌晨三点，当值夜班的尼娜·库兹涅佐娃第三次来检查时，发现他正试图用订书机把情感淡漠症遗传性绝望两种诊断钉在一起。
你看起来像是刚发现自己也是病人的那个。尼娜倚在门框上，制服领口别着枚褪色的共青团徽章。她比伊万小两岁，却已经在男病房当了五年护士，据说能徒手制服两个躁狂症患者。要不要我帮你请个病假？就说你得了突发性存在危机？
伊万摇摇头。在罗刹国，承认自己有病就像承认自己喜欢喝温水一样——既无害也无益，只会招来更多毫无意义的关心。他收拾好东西，在走出大楼时故意绕过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那下面除了停尸房，还有间常年上锁的档案室，据说保存着建院以来所有治疗失败的病例。去年有个叫维克托的实习医生坚持要调查那些档案，三周后就被诊断出进步性怀旧症，现在住在3号病房，每天用果酱在墙上画他从未拥有过的童年。
但安娜的话像颗坏牙一样留在伊万脑子里。第二天查房时，他故意落在队伍最后，当院长拉夫连季·瓦西里耶维奇用他一贯的咏叹调宣布今天我们将用音乐疗法治疗反革命妄想症时，伊万正盯着地下室入口生锈的铁锁。锁是新的，在满是剥落的绿漆和铁锈的门上闪着不怀好意的光。
你对地下设施产生了非医疗兴趣。院长突然出现在他身旁，散发着福尔马林和紫罗兰香粉混合的气味。这个曾经的外科医生现在长得像尊被海水泡过的雕像，脸上的皱纹里藏着太多手术刀留下的故事。这很危险，斯米尔诺夫同志。在罗刹国，好奇心不是通往知识，而是通往特殊病历的捷径。
伊万低头看自己的鞋尖。那是双标准的公务皮鞋，左脚鞋跟比右脚薄两毫米——这个发现让他获得了整整三小时的平静，直到午餐时在食堂听见两个护工谈论地下室的合唱。
每周三半夜开始，其中一个嚼着腌肥肉说，像是一群女人在唱摇篮曲，但调子全错了，每个音都比正常的高半度。
另一个打了个嗝：那是院长在试验新疗法。据说是把有家族遗传疯病史的女病人关在一起，让她们互相治疗。上周我值夜班时看见运尸袋从地下室抬出来，袋子在动，像是有东西要从里面爬出来。
伊万把盘子里的红菜汤推开了。汤表面凝着层猪油，像张苍白的脸正从下面窥视他。他突然想起父亲被带走前那个晚上，也是这样把汤推开，说：我听见你妈在衣柜里哭。当时十五岁的伊万检查了所有衣柜，只找到一件母亲留下的旧大衣，口袋里有张纸条：不要寻找不存在的东西，包括母爱。
那天晚上，伊万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地下室走廊里，两侧的门都变成了父母的脸。左边的门用父亲的声音说：你继承了我们的失望，就像继承姓氏一样自然。右边的门用母亲——他想象中的母亲——的声音说：我们把你生出来，就是为了有个更小的容器来装我们的痛苦。中间有扇铁门开着，里面传来安娜的歌声，调子确实比正常的高半度，歌词是关于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的心脏是块冻硬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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