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罗科索夫斯克市的热浪像被污染的河水，黏稠得可以浮起一具尸体。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户籍登记处最年轻的女科员——在顶楼宿舍醒来，汗湿的衬衫贴在背上，像一层新长出的皮。她梦见一个男孩：白得发蓝的脸，藏蓝色长风衣，领口别着一枚褪色的铜质像章。男孩自称“莫恰洛夫”，声音像钝刀刮过玻璃：“我在楚良村，梁街尽头第三间屋，给你留了一件东西，务必亲自来取。”
安娜从没听过“楚良村”。她出生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共青城，调到罗科索夫斯克才第三年，平生从未踏过第聂伯河以南。然而梦醒之后，她闻见一股冷味：烧纸混合着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像有人把出殡与急救同时塞进了她的鼻腔。室友们正排队煮燕麦，无人抬头。
当天夜里，她第一次无故流血——生理期提前了二十天，血块大得像被水泡软的邮票。
第二次梦，场景毫无变动：依旧是废弃的石头亭子，亭顶缺瓦，月光像被锉刀磨过，洒在男孩的风衣上。风衣明显过于宽大，肩胛骨处空荡荡，仿佛衣服里只有一根垂直的脊骨。
“你怎么还不来？”男孩不耐烦地敲击石桌面，指节发出空木箱的回响，“再拖，东西就要被收走了。”
安娜想开口，却发现自己牙齿间塞满了细沙，一咬就渗出血腥的铁锈味。
清晨称重，她掉了三点四公斤。食堂的医生朋友给她验血，报告单上所有数值都在正常区间，只是红细胞“形状略显惊慌”。
到第七次梦，画面陡然高清。
男孩从石桌上站起，转身，风衣下摆扫过安娜的小腿，带起一阵阴虱爬过般的痒。他的脸不再模糊：薄眼皮，鼻尖有冻伤留下的淡粉，左眉比右眉高出一毫米——正是安娜初中放学路上常遇见的那个卖腌黄瓜小贩的儿子。那时她随母亲暂居索契沿海的集体宿舍，小贩推车里总漂着一股苯甲酸钠的涩味。男孩寡言，每次找零会把硬币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像要把上面的头像擦掉。
“原来你早就认得我。”安娜在梦里终于能说话。
“认得？”男孩冷笑，嘴角裂到耳垂，露出里面一排墨黑的乳牙，“我天天在梁街数你路过，你倒把我忘了。”
他抬手，风衣袖口滑下，露出手腕——那里只剩一根褐色的肌腱，像被抽走辐条的自行车轮。
“再给你三天。”男孩把一张对折的粮票按进她掌心，“带上你贴身的衣服，还有那双穿旧的白胶鞋，一起来。我要看看你长大了多少。”
粮票在她手心迅速霉烂，碎成绿色的灰。
安娜醒来时，宿舍天花板正在滴水，恰好落在她眉心，冰凉得像是别人的眼泪。她摸到枕边的手机，给唯一还有联系的初中同学发去语音：“记不记得菜场莫家小儿子？后来去哪了？”
对方隔了半小时回她：“死啦，19 年去聂夫图斯克修地铁，得怪病，肺烂成丝瓜瓤。葬在城郊公墓，墓碑没刻名，只写‘生于楚良’。”
语音末尾，背景里恰起一阵风，吹得话筒呜呜像坟头上的孔。
九月三十日，罗科索夫斯克市开始降霜。
安娜第八次入梦，画面却只剩一张静止的黑白照片：男孩坐在空荡的村公所，脸上蒙着一层薄霜，瞳孔被冰晶撑得极大。他不再说话，只用手指一下一下敲膝盖，节奏正是当年学校早操的鼓点。
次日清晨，安娜发现自己不能动了——医学上称为睡眠瘫痪，可她分明感到有重量压在小腹，像有人隔着被子把全身重量悬在她肚脐上方。那股药味+烧纸味浓到形成黏膜，附在舌背，吐也吐不掉。她去医院做全身 CT，报告单写着：“胸腔内可见散在气体影，原因待查。”医生用红笔在“气体”下划了两道，劝她转呼吸科。
十月二日，她请了事假，按图索骥找到老城区最深处的一间被服仓库。守门老妪阿库琳娜·马特维耶芙娜，据说当年给整个州供应裹尸布。
“楚良村？早被地图抹掉了。”老妪把锅炉水倒进搪瓷盆，取三根松木筷子，让它们自己立住，“集体化那年，上面把村子连人带粮一起划成实验田，结果麦种得了黑穗病，全村口粮倒扣。活下来的迁去叶卡婕林堡，死掉的就地埋。莫家小子是后一批。”
筷子在水面旋转，最终指向东南——正是梦里男孩风衣被风吹起的方向。
“他留了什么给我？”安娜问。
“无非是一件穿不走的衣服。”老妪冷笑，“你把贴身的旧鞋旧衣带来，我替你烧掉，让他量量尺寸，好给你裁一件合身的——活人穿阴衣，寿命要打折，你可愿意？”
安娜没回答。她想起母亲常说：西伯利亚人不怕冷，怕的是热得不明不白。
十月十五，朔日，无月。
砖窑废弃的烟囱在夜里像一根插进天幕的锈针。安娜带着中学时代的白胶鞋、一件已经洗得透光的文化衫，以及那张在梦里霉烂的粮票——醒来后发现它完好无损地躺在钱包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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