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如果你们在某个寒冬的夜晚途经诺夫哥罗德，在伊尔门湖的冰面上听见有人在哭，请不要停下脚步。那不是风，那是一个丢了脸的人在找他的脸。我说的是真的，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虽然在罗刹国，上帝的名义也未必值钱。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的冬天。那年诺夫哥罗德下了一场邪雪，雪不是白的，是灰的，落在地上不化，堆在窗台上像一层死人的皮。就在那场邪雪里，市苏维埃颁布了一道法令，全称叫作《关于全体公民真实面对自我之命令》，但老百姓都管它叫做自己令。
法令的内容很简单：从即日起，诺夫哥罗德全城居民必须在城中心广场的大镜子前照一次面，对着镜子说出这就是我，并且必须是真心话。说了真心话的人，镜子会发光，发金光，那人就能领到一张真我证，凭着这张证，可以在任何机关办事免排队，在任何商店买东西打八折，在任何单位上班涨一级工资。说了假话的人——镜子会把他的脸吃掉。
就这么简单。
你们一定觉得这是疯话。我最初也这么觉得。但诺夫哥罗德的老百姓很快就发现，这不是疯话，这是比疯话还可怕的东西——这是真的。
城中心广场上立着一面三层楼高的铜镜，据说是从某个古罗刹国的地宫里挖出来的，镜面黑得像一口深井，你往里看，看不见自己的脸，只能看见一团模糊的影子。市苏维埃派了两个士兵守在镜子两边，士兵的脸上没有表情，像是两截木桩。
第一个去照镜子的是粮食局的局长，一个叫鲍里斯·阿尔卡季耶维奇的胖子。他站在镜子前，清了清嗓子，大声说：这就是我！鲍里斯·阿尔卡季耶维奇！我爱吃鱼子酱，我爱收礼，我爱在开会的时候打瞌睡！
镜子亮了。
金光。耀眼的、温暖的、像圣像画上的那种金光。整面镜子都在发光，广场上的积雪都被照成了金色。鲍里斯·阿尔卡季耶维奇乐得浑身发抖，从怀里掏出一张盖了红章的真我证，高高举过头顶，像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
第二个去的是大学教授安德烈·帕夫洛维奇·斯维特洛夫。这位教授瘦得像一根芦苇，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细声细气的，但在诺夫哥罗德的学术界，他的名字比市长还响亮。他站在镜子前，推了推眼镜，不紧不慢地说：这就是我。安德烈·帕夫洛维奇。我虚荣，我嫉妒比我年轻的同事，我在学术会议上偷过别人的观点，但我确实热爱真理——虽然我热爱的方式不太光彩。
镜子又亮了。金光比上一次还亮，亮得广场上的雪都开始融化。斯维特洛夫教授微微鞠了一躬，接过真我证，脸上的表情平淡得像是去邮局取了一封信。
人群更疯狂了。他们喊着：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才是真正的人！
那天晚上，叶菲姆·库兹米奇·扎哈罗夫坐在锅炉房里，听着远处广场上传来的欢呼声，往炉子里添了一铲煤。
叶菲姆是个司炉工，四十三岁，在诺夫哥罗德火力发电厂的锅炉房干了十九年。他的手粗得像树皮，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煤灰，背已经有些驼了，走路的时候总低着头，像是在地上找什么东西。他不住在城里，住在伏尔霍夫河边的一排工棚里，和另外七个司炉工挤在一间屋子里，睡的是上下铺，吃的是黑面包和土豆汤。
他不爱说话。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早就学会了——在这个世界上，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锅炉房里，他对上司点头哈腰，说是是是，您说得对；对同事赔笑脸，说您先休息，我来顶班；对来检查的干部鞠躬，说我们一定努力，一定改进。他把自己削成了一块光滑的石头，没有棱角，没有脾气，谁踩一脚都不会发出声音。
但这不是因为他软弱。叶菲姆心里清楚得很——他在演。他知道自己在演，他每天都在演，他演得很好，好到连他自己都快信了。可他在心里最深的地方，藏着一个小小的、硬硬的东西，像一颗没融化的煤核。那个东西才是他。他知道，他千万不能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拿出来就碎了。
可是现在，做自己令来了。
第二天早上，叶菲姆被工头叫去了广场。全厂的工人都被叫去了，排成长长的队伍，像一串灰色的蚂蚁。叶菲姆排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是一个织布厂的女工，后面是一个码头搬货的壮汉。
轮到那个女工了。她站在镜子前，浑身发抖，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这就是我。我叫薇拉。我……我恨我男人。我恨他打我。我恨我自己不敢离开他。我恨这个世界。
镜子没有亮。
镜面突然动了，像水面一样泛起涟漪，然后——那个女工的脸开始往镜子里陷。不是比喻，是真的在陷。她的皮肤像湿纸一样贴上了镜面，五官一点一点地被吸进去，先是鼻子，然后是嘴，然后是眼睛。她尖叫了一声，那声尖叫只持续了半秒就被吞掉了，因为她的嘴已经进了镜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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