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如海对于文郦方案没有感到意外，实际上经世学派内部对于币制的构想是和文郦此时讲的有些相似的，但这样的方案，其细节是有问题的。
“缩钱扩银，以专卖为本发行纸钞。”林如海知道谈话进入深水区了，便起身背手踱步相问，“敬淳，以专卖为本发行纸钞不是没有过。
北交南会，自宋仁宗天圣元年，设立“益州交子务”，实现纸钞的官方发行开始，到南宋时期得到盛行，为了对抗金国，先后发行“东南会子”、“湖广会子”，以铜钱、白银及专卖品如盐、茶等为储备，设立“称提务”管理。
可自宋之后，就再未有过类似的行为，如果本朝效仿前事，就需要对盐务、茶务做出调整，关系重大不说，自明宝钞失信于民，朝野民间都对纸钞怀疑颇深，你如何保证纸钞的信誉？”
文郦对此早已打了多遍腹稿，立刻应答道，“大人，您既提起宋朝前事，也应当知道，交子出现本就是为了应对铁钱笨重、不利流通而设，后期规模扩大、官方化，正在于铜钱出现短缺，宋廷发行已补流通货币之不足，与前明以来官府所面临银缺的状况是一样的。
宋代时民间实际流通的是铜钱，金银仅少量使用。从如今对宋朝的回顾观察来看，金银钞三者都是为了应对铜钱不足而产生的替代性货币，而宋时黄金、白银稀少，所以真正算的上替代物的是纸钞。
纸钞利于流通，且对于大宗交易有利。
到了明洪武时期，铜钱依旧短缺，依照宋元两代经验，官府发行纸钞。
但洪武帝私心过重，纸钞滥发，与宋廷措施完全不同，缺乏对应金银物资储备以保证纸钞信誉，一应皆赖皇权天威。
而在同一时期作为铜钱三项代替物之一的白银流通量由于海外输入不断增加，其依据金银的天然货币属性，在大宗交易中广泛使用，并最终占据了纸钞应有的地位。
如今本朝白银数数倍于宋，而仍不满足民间所需，其原因呢？
难道是因为前明和本朝的物产远超宋元吗？”
林如海愣住，文郦的观点是新颖的，对于铜钱的货币替代物与白银货币化的理解是前贤不曾想过的。
黄梨州的“废金银而通纸钞”看起来和文郦他们的方案如出一辙。
但从文郦的话，可以看到两者的出发点不同，文郦承认了白银的地位，并不认为白银可被行政命令所要求的铜、钞所取代。
因为历史已经选择了白银，从这一点讲，文郦认为的洪武帝私心过大是没有问题的。
但关于后半段白银的稀缺问题，林如海是知道一些的。扬州地处江南，烟雨繁华，白银随处可见，市井小民手中亦有。
可白银依旧是短缺的，他先师顾亭林重点关注了白银的海外流入与流出问题，他当然认同。
但对于白银短缺的诸项成因，他是抱有一定怀疑态度的。
顾亭林在关注国内外白银流动问题之外，认为“银之力，能使贪者攫之，愚者惑之，而贫者死之”，形成了“豪右专银，小民无银”局面，批评白银货币化对贫富的影响，应当限制白银的使用。
这一点，林如海在扬州有过深入的体会，但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先贤所强调的图利。
囤积白银的大头从来都不是商人，而是地主士绅，囤积的原因不是因为谋求利润，而是规避风险。
就像朝廷希望银钱价稳定一样，地主也希望自身财富稳定，为了保证这一点，其所获之财首要流入方向是土地，但土地交易一般情况下只能小额进行。
除非发生大的灾荒，这也是地主们在遇到灾年时欣喜若狂的原因，因为当期土地的亏损对于他们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比起他们可以短时间内一次性兼并的土地而言。
在寻常年份，地主的钱基本以白银形式存储在地窖里，少量用于高利贷业务。
根据彭城侯在天佑末年为了控制河运，出于打击地主士绅的目的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中得到的结果来看，山东地主家庭的财富其中有四到六成是以白银的形式埋在地底下的。
这样普遍的囤积行为从明万历后期开始，在海外输入白银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更为加剧了白银的短缺，甚至是变本加厉。
崇祯末年，陕西灾年时地主们为了应对粮价波动，进一步提高了白银的囤积比例，《西南纪事》中记录了太祖、缮国公等人在闯王军中时都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并不是因为海外输入的白银减少从而导致了银缺价贵，而是因为地主士绅家庭根本就是貔貅，只吃不吐，就是海外白银不断输入，民间流通的白银量也会不断减少，因为到了崇祯时期，大明的土地兼并已经达到了顶峰，到了无地可并的地步，白银买不了地，就只会变成地窖里的一坨死物。
如果想要根本性地扭转白银短缺问题，就在于迫使地主士绅手中的白银必须能够进入市场流通，这是林如海很早之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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