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畿多长了个心眼，就一边跟着杜岚卖粮，一边仔细观察。
卖粮的过程很顺利，倒是没有压价、克扣、大斗收小斗放之类的猫腻，这些细节让杜畿觉得刘备阵营还是挺依法行政的。
几百辆牛车，对方只花了一刻钟就验完货，开了钞引单据。商队一定要现钱结算一部分的，也可以给铜钱——不过几乎没有商队这么干。
因为京兆尹给出的期货结算价，蜀锦和瓷器、盐铁的定价都非常划算，要是全拿铜钱，回去之后未必同样的钱进得到那么多好货。所以只要对刘备阵营的信用稍微有点信任的商人，都愿意略微搏一搏。
“白米一万石，每石四千钱，折钱四千万，呐，这是折五千七百匹宽幅蜀锦的钞引，回到筑阳、南乡可以按这个提单提货，一共五十七张，每张一百匹。收好了，京兆尹的大印不能坏啊。”
“糙谷一万两千石，折白米八千五百石，折钱三千四百万，换瓷器和井盐各一半？行……”
“白面四千石，每石三千五百钱，原麦七千石，折白面五千石……新麦新米未晒干，再额外打七折。”
算账算到这一步的时候，商队负责人杜岚，和另外一支等着结账的商队的管事，似乎对之前宣传的收购价有歧义，不由叫起屈来：
“怎么回事？听桥将军说的，那是一石能赚三千钱，这儿长安的粮价什么都比宛城贵三千钱，怎么只有白米白面是，原麦和糙谷一石才涨两千钱都不到？”
收粮的官员毫不退让，账目明晰地反驳：
“我们的告示贴得明明白白，长安城门口都贴着，万众皆知，你们是自己传差了吧？是不是桥蕤随口说‘卖粮到长安一石能赚三千钱’，你们都不问问清楚？收那么贵完全是因为运费贵，咱当然要按最高效的方法收。
你们运那么多还要加工还要损耗的粗料来，磨一磨还要折损掉三成，为什么不在南阳磨好了运过来，朝廷还要为你们这三成废料的运费付账不成？至于新米新麦不晒干割下来就卖，朝廷还为里面那点水分也付一石两三千钱的运费？
就好比你吃一个果子，平时便宜果子只要一个钱，好的果子要两钱。但这果子从南中运到辽东，运费要十个钱，这时候差果子变成十一钱，好果子十二钱，谁还买十一钱的差果子？”
这个话题无论怎么说，都是京兆尹官府一方占理。这些价钱李素也都是规定得很细，往外宣传过的，估计就是商人们口耳相传传得远了传岔了。
后世卖进口水果的，因为运输成本摊上去，导致原本差价几倍的优质品和劣等品，最终抵达用户端的时候可能只差一两成，导致那些远途运输的商人根本不会去卖劣等品，这基本上小学生都懂的道理。
而早些年李素治蜀的时候，也是尽量开发各种肉干和其他能量密度高的食物补贴军粮，为的就是同样的运输重量能效更高。
只是其他没有经受过蜀地后勤地狱难度拷打的外地商人，脑子里这根弦还不够紧，偶尔还幻想以次充好和稀泥混过去。
“这京兆尹治长安不简单啊，随便一个库吏，都能说出这些精于算学的道理，新任的治民官员，上到朝廷大司农，下到一郡的户曹从事，得有多会规划调度。
而且，市面上粮价虽然贵，但他们进货价就那么贵，也没有居中盘剥两头榨利。本钱贵了，也没办法。”
杜畿看了杜岚的吃瘪、少赚了一票，他在旁边观察，看到的却是李素治理长安的井井有条。
总而言之，整个卖粮的过程，无不透出高效行政的典范——至少对其他汉末的民政官员来说，算是典范了。
卖完粮食，杜畿回府拜访了几个本家亲戚，又顺便在街上逛逛，找些茶坊酒肆体察民情。看到别的吃饭喝酒的客人，杜畿就凑过去自来熟地聊几句，问他们对于长安粮价如今的看法。
几个客人忍不住吐槽：“日子难呐，已经荒年了，还摊上个刮地三尺的京兆尹，五千钱一石的白米谁吃得起，还不如吃一千多钱的豆子和八百多钱的芋头呢。听说，李素都不知趁火打劫刮了多少钱了。
咱上个月都吃了三五天芋头了，后来芋头都吃没了只能吃豆子，肚子胀气得不行。反正能不吃米面就不吃米面呗，偏不让他赚钱，如今饭馆里都开始卖豆菽的主食为主了，很少见白米白面。”
杜畿听了之后，觉得民意似乎不太靠谱，毕竟百姓不知道收购价，只知道卖价，杜畿刚刚跟人卖了大宗粮食，他是知道成本的，忍不住帮李素说了一句话：
“可是，有豆菽芋等物可食，价钱也还可以，比往年灾年涨了不到一倍，说明官府也不图盘剥啊？白米白面贵了，可以不吃嘛。
我看官府并没有赚多少差价，也是怕饿死人才提前涨价。种种定价策略，都是在引诱商人运更多干货、好货过来。”
杜畿一个外地人，居然能看透其中道理，普通的长安市民当然是不会卖账的，顿时嗤之以鼻，懒得再跟他哔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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