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广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以及“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两种说法之所以能够在民间根深蒂固，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着和大量民间传说的深远影响。毕竟《三国演义》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地塑造了诸葛亮这一近乎完美的智慧型人物形象，在民间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对诸葛亮的神化和崇敬之情愈发浓烈；而民间传说又像肥沃的土壤，滋养着这些观念不断生长和传播，最终使得这样的说法成为了民间固定的表述。
然而，在历史的真实面貌中，对于诸葛亮的评价并非一味地都是赞美。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诸葛亮的军事能力其实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并不像他在人们心中那般军事才华横溢。就拿他发起的北伐行动来说吧，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看似有着宏大的目标，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给蜀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频繁的军事征伐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长期的征战使得百姓们不堪重负，劳民伤财的情况极为严重，进而极大地削弱了蜀汉这个本就相对弱小的国家的国力。
当年，司马懿对诸葛亮曾有过这样一针见血的评价：“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这番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期间产生的。其实，在前面的两次北伐中，诸葛亮就因为用人方面出现失误，以及粮草供应无法及时跟上等问题的困扰，不得不黯然撤军。而这一次北伐，诸葛亮可以说是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不仅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周全，而且他本人的精神状态也十分饱满。在得到蜀汉后主刘禅的应允之后，诸葛亮倾全国之力，率领着 10 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出祁山，目标是攻打曹魏的安定、天水地区。消息传到魏国，魏明帝曹睿当时就十分担心局势的发展，专门向足智多谋的司马懿询问关于战况的问题。司马懿沉思片刻，便用上述那番话回答了魏明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续的战事发展竟然果不其然地如司马懿所预言的那般。
再看《三国志》，这部记录三国历史的权威着作出自陈寿之手。鲜为人知的是，陈寿的父亲正是蜀汉负责修史书的重要官员。凭借着这一层特殊的关系，陈寿得以深入了解蜀汉官员的各种动态。后来，司马炎统治时期，安排陈寿编着这段三国历史的阶段。陈寿在对诸葛亮的评价中这样写道：“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简而言之，陈寿认为诸葛亮在治理国家方面展现出的卓越才能，是可以和管仲、萧何相提并论的。可在军事能力这一块，却并非他的强项。
除此之外，关于诸葛亮的个人品德和政治手段，后世之人也存在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无比敬仰他，认为他忠诚勤勉，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蜀汉政权，真正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也有一部分人对他的某些决策提出了质疑，觉得在这些决策过程中，他表现得过于谨慎，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优柔寡断，而且所运用的手段也不够高明，错失了不少良机。
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诸葛亮的评价也颇具代表性。毛主席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后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虽然在对战略形势进行分析时，观点独到，具有前瞻性，但是真正到了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暴露出了一些先天性不足，这些不足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毛主席强调，我们看待诸葛亮的战略决策，应当从整体局势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量，在某些关键的方面，诸葛亮的决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失误。所以，说他“其智近妖”，不过是后人对他的一种过度追捧罢了。
其实仔细剖析，诸葛亮在履行“先帝遗命”展开北伐的过程中，确实有些不顾蜀国的实际国力以及人民的生活状况。六次出祁山，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几乎将自己的家底都折腾得差不多了，完全掏空了蜀国的财富和人力。这无疑为蜀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最为致命的隐患。从后续的情况来看，哪怕是邓艾率领区区一万多不到两万的人马，仅仅凭借他巧妙地偷渡阴平小道这一奇兵之计，就直抵蜀国腹地。当邓艾打到绵竹的时候，一举击败诸葛瞻，可是在沿途几乎就没有受到蜀国军民像样的抵抗。由此可见，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对于蜀汉政权已经是失望至极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诸葛亮搞的那一套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类似先秦时期管仲的“以智治国”模式，最终并没有得到民心。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云：“以智治国国之贼！”回溯历史，为了实现北伐大业，重新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诸葛亮似乎陷入了急功近利的泥沼。为了维持庞大的战争费用，他不惜采取横征暴敛的手段，对百姓的生活状况完全弃之不顾。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历史学家陈寿在为诸多名将立传时，却偏偏不愿为诸葛亮立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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