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弟曾经说过，自1988年之后，我就变得与以前完全不同了。然而，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我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我认为真正存在严重问题的人其实是他。他那时候走上社会，很有可能被一些人收入眼中。那年也是母亲换大限的年份。
正因为如此，我开始怀疑起1988年之后的记忆是否真的准确可靠。也许，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已经在我的脑海中被扭曲或者遗忘了一部分。所以，我真心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对这段记忆进行深入的考证和探究，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我不希望因为这些模糊不清的记忆，给读者们留下太多的遗憾和困惑。我希望能够以最真实、最准确的方式呈现出故事的全貌，让读者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其中的情节与情感。
1990年5月的哈尔滨，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燥热的空气里混杂着柏油马路被晒化的气息。我陪着岳父在哈一大二院候诊，消毒水的气味像一层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走廊。此起彼伏的呻吟声从各个诊室飘出，让人心里发紧。
内弟国老大满头大汗地冲了过来，制服衬衫后背洇出大片汗渍，他喘着粗气问：“路上堵车，爸怎么样了？”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余光瞥见护士站那边，几个医护人员压低声音在议论：“听说儿媳妇汪雪也在省城，和厂长老文一起出差呢……”
我的心瞬间悬了起来。汪雪是国老大的妻子，平日里在厂里一直本本分分，怎么突然和厂长单独出差？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底蔓延开来。
几天后在宝东县家里，妻子接到汪雪单位的邀请，说是老文要请客。我们三人来到一家中等饭店，门脸挂着褪色的红灯笼，玻璃门上贴着“宾至如归”的字样。走进包间，汪雪和一个矮胖的男人坐在主位，汪雪烫了新发型，抹着艳红的口红，看到我们，脸上挤出一抹不自然的笑：“快坐快坐，文厂长特意安排的。”
老文油光满面，西装扣子几乎要被圆滚滚的肚子撑开，他点头示意时，眼神在汪雪身上黏得太久。国老大拘谨地坐在老文右手边，我坐在对面，看着服务员陆续上菜。菜品精致，却都是小巧的菜码，和东北人豪爽的风格大相径庭。
“来，大家别客气，多吃点。”老文举起酒杯，琥珀色的液体在杯里轻轻摇晃。我礼貌地碰了碰杯沿，余光里，汪雪正用公筷给老文夹了一块红烧鱼，两人头挨着头，不时发出低低的笑声，气氛暧昧得让人窒息。
妻子轻轻踢了踢我的脚，我转头看她，她眉头微蹙，眼底满是担忧。回家的路上，自行车链条的咔嗒声里，我忍不住说：“你没觉得汪雪和那个老文有点不对劲吗？她一个普通女工，怎么突然就搞销售了，还单独和他出来住旅店，这也太不合常理了。”
妻子叹了口气，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希望是我们多想了吧，别瞎猜，免得影响家里关系。”可我心里的疑云越积越厚，就像哈尔滨秋天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转眼到了秋天，枯黄的树叶在风中打着旋儿。厂里的流言蜚语像一场野火，迅速蔓延开来。有人说亲眼看见大白天的，汪雪和老文在车里举止亲密，遗留的垃圾还被司机捡到了。
国老大听到这些传言的那天傍晚，天阴得厉害，仿佛随时会下一场大雨。我们赶到他家时，屋里一片狼藉，摔碎的搪瓷缸和扯烂的照片散落一地。国老大涨红着脸，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扯着汪雪的胳膊嘶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对得起我吗？”
汪雪头发凌乱，口红也花了，她猛地甩开国老大的手，声嘶力竭地喊道：“跟你过的什么日子？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受够了！”窗外，一阵大风呼啸而过，卷起满地落叶，也卷起了这个家庭的惊天波澜。
九十年代中期，我和老弟躺在前院西屋的炕上，老弟突然说：“二哥，1991年元旦的时候他姥爷来找我，让我帮忙找肖海，托关系给看病，在哈医大四院住了几天，做了个小手术。”我一脸惊讶：“不可能啊，他的病我一直盯着，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告诉我？你二嫂也没跟我说过。”老弟急了：“是他不想让你知道，怕你担心，可能特意嘱咐家人别告诉你。”我冷笑一声：“别开玩笑了，他家人怎么会瞒着我？肯定是你记错了。”我们俩争执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后来写故事的时候采纳了老弟的记忆，这样显得情节更突兀。
1991年1月的哈尔滨裹着层灰蓝色的雾，邹金才的吉普车碾过结着冰棱的柏油路，发动机轰鸣声里混着广播电台播放的《一剪梅》。我蜷缩在后座，羽绒服口袋里攥着皱巴巴的挂号单，指腹反复摩挲着“肺癌晚期”四个字，像触碰块烧红的烙铁。
车拐进老弟单位时，他正站在锅炉房的蒸汽里搓着手。看见我的瞬间，他后槽牙磕得咯咯响，工作服都没换就跳上车。我俩谁都没说话，只望着车窗外的冰溜子簌簌坠落，直到哈医大二院的绿色楼体刺破灰蒙蒙的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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