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末年，孙权首次派使者向魏国称臣，但同时与刘备交战。魏文帝下诏询问：“是否应发兵与吴国共同攻取蜀汉？” 王朗建议说：
“天子的军队应像华山、泰山一样稳重，只需彰显天威，按兵不动。假如孙权亲自与蜀军相持，战事陷入僵局，双方势均力敌、久战不决，确实需要增兵助战，此时也应选派持重的将领，占据关键要地，等待时机而动，选择有利地形而行，如此方能一举成功、不留后患。如今孙权尚未出兵，我军若先助吴征讨，实为徒劳。况且当前雨水正盛，并非大规模行军的时机。”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黄初年间，鹈鹕聚集在灵芝池（曹魏皇家园林中的池沼），文帝下诏命公卿举荐 “独行君子”（品德高洁、不随流俗之人）。王朗推荐了光禄大夫杨彪，并称病想将职位让给杨彪。文帝于是为杨彪设置护卫吏卒，礼遇仅次于三公，同时下诏对王朗说：
“朕向您求贤而不得，您却突然称病，这不仅让朕错失贤才，更开了错失贤能的先例，如同鼎铉（鼎的关键部件）倾斜，危及国家。这岂不是‘居于其位却言语不当，违背君子之道’吗？希望您不要再推辞。”
王朗这才继续任职。
孙权承诺送儿子孙登入朝为质却未兑现。此时文帝迁都许昌，大力推行屯田，又计划率军东征。王朗上疏劝谏说：
“从前南越恪守臣礼，国王婴齐入朝为质，最终成为太子，回国继位；康居骄横狡黠，言行不一，西域都护上奏认为应迫使其送子入朝，以惩戒无礼。历史上，吴王刘濞叛乱的隐患，始于其子入朝时的冲突；隗嚣背叛汉朝，也因不顾念儿子。此前听说孙权有送子之意却未行动，如今我军戒严，臣担心百姓不了解陛下深意，会认为是因孙登滞留而兴师。
倘若我军出兵后孙登才至，那就意味着为小事大动干戈，得不偿失；倘若孙权傲慢凶狠，根本无意送子，恐怕百姓会心怀不满。愚臣认为，应敕令在外的将领严守禁令，谨慎镇守防区。对外彰显军威，对内广兴农耕，使国家如大山般安稳，如深渊般沉静，让敌人无法动摇我们的根基，无法揣测我们的谋略。”
当时文帝已下令军队出征，但因孙权仍未送子，最终只能临江而返。（《魏书》记载：文帝回师后，下诏给三公说：“三代为将，道家视为禁忌；穷兵黩武，古来已有警戒。何况连年水旱灾害，士民损耗严重，如今徭役比从前加倍，却进不能灭贼，退不能安民。‘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如今迷途知返，为时未晚，过而能改，不算过错。现决定休兵，高筑壁垒如高山，沉潜威力如深渊，摒弃杂念，暂置吴蜀于境外。朕将于本月中旬抵达谯县，淮、汉各军也各自返回，今年不再西征。”）
魏明帝即位后，晋封王朗为兰陵侯，食邑增加五百户，累计达一千二百户。王朗奉命到邺城祭扫文昭皇后陵墓时，发现百姓生活困苦。此时朝廷正大规模营建宫室，他上疏劝谏说：
“陛下即位以来，屡屡颁布恩诏，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臣最近奉命北行，往返途中听闻徭役繁重，其中有很多是可以免除或减省的。希望陛下多倾听百姓呼声，以策略制敌。
从前大禹为拯救天下水患，先简陋宫室、节衣缩食，最终统有九州，成就五服之治；勾践为扩张疆土、在姑苏消灭夫差，也约束自身及家人，以节俭治国，最终囊括五湖三江，称霸中原；汉文帝、汉景帝想恢弘祖业，于是舍弃修建百金之台，以粗布服饰昭示节俭，减少宫廷膳食、拒绝地方进贡，减轻徭赋、鼓励农桑，最终实现升平，几乎无人犯法。汉武帝之所以能军势强盛、开拓边疆，正是因为祖先积累丰厚。霍去病不过是中等才能的将领，尚且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由不建府第，说明忧虑远方者会忽略近处，处理外事者会简化内政。
从汉初到东汉中兴，都是在战事平息后，才开始修建凤阙、德阳殿等建筑。如今建始殿足以举行朝会，崇华殿足以安置内官，华林园、天渊池足以供宴游。可先建成阊阖门这样的标志性建筑，用于接待远方使者朝贡，修缮城池以保障国家安全，其余工程暂且等待丰年。以农耕为要务，以军事训练为常事，如此则百姓无怨，人口增长，兵强民富，若此时敌寇仍不归服，天下仍不太平，从未有过这样的道理。”
后来王朗转任司徒。
当时明帝多次失去皇子，后宫中怀孕待产的嫔妃极少。王朗上疏说：
“从前周文王十五岁生下武王，最终有十个儿子，开枝散叶；周武王年老才生周成王，所以成王兄弟稀少。这两位圣王德行相当，但子孙福泽不同，只因生育有早晚、数量有多少。陛下德行堪比文武二王，年龄已超过周文王生育武王时，却尚未在后宫诞育皇子，藩王数量也不多。以成王相比，虽不算晚，但与伯邑考（周文王长子）相比，就不算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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