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15日，子夜零时。
焦作市解放区某老旧小区里，路灯昏暗，树影幢幢。杨明拖着下夜班的疲惫身子，走进了自家单元门。他家住六楼，此刻整栋楼寂静无声，只有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空洞回响。
刚走到一楼半的转角，黑暗里突然窜出三条黑影。
杨明甚至来不及喊出声，后脑便遭到一记沉闷的重击。那不是拳头，是某种坚硬的钝器。
他眼前一黑，本能地往前踉跄，第二下、第三下紧接着砸在他的头部、颈部。他能清晰地听见自己颈椎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咔嚓”声，温热的血顺着后颈淌进衣领。
“完了。”这个念头闪过脑海。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在又一锤落下的间隙，他顺势扑倒在地，四肢瘫软，屏住了呼吸。
袭击者停了下来。一个黑影靠近，蹲下身，粗糙的手指探向他的口鼻。
杨明用尽全部意志力控制着面部肌肉和胸腔，一动不动，连眼睫毛都不敢颤动。时间仿佛凝固了，他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耳膜里擂鼓，也能闻到对方身上浓重的烟味和汗味。
“没气了，差不多了。”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几只手开始在他身上摸索。裤兜里的钱包被抽走，腰间别着的诺基亚手机被扯下。他们动作粗暴，带着一种惯犯的麻利。
“才四百多？晦气。”另一个声音抱怨。
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在楼下的夜色中。杨明又一动不动地躺了将近十分钟，直到确认外面再无任何动静，才挣扎着翻过身，连滚带爬地挪到一楼，用尽最后力气拍响了一户邻居的门。
当邻居打开门，看到满脸满身是血、几乎不成人形的杨明时，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
送往医院的路上，杨明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他断断续续地向接警的民警回忆：三个人，都挺壮实，用的是锤子，抢走了四百二十五块现金和一部手机。他反复强调：“我装死……他们摸我鼻子……我才捡了条命……”
杨明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解放公安分局的案情通报会上，气氛凝重。算上杨明这起，这已经是五月份以来，分局接到的第四起作案手段极其相似的案件：
深夜或凌晨，偏僻路段或老旧小区楼道，单人行走的市民被数名男子用铁锤等钝器从背后猛击头部，瞬间失去反抗能力后实施抢劫。
作案手法凶残，不计后果，仿佛目的不仅是钱财，更带着一种发泄式的暴力。
“第五起了。”刑侦大队大队长李国雄指着黑板上的照片，照片里是另一位受害者王红梅。
就在杨明报案后第三天，5月18日晚十点，王红梅在一条胡同里被一名男子用“大铁榔头”砸中后脑，逃跑途中后背又挨了一记，被抢走挎包。
“更恶劣的是这一起。”李国雄切换到下一张照片，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孟晓娟，5月19日晚遇袭，颅骨粉碎性骨折，急救医生称“再晚几分钟就没命了”。
她昏迷了四天才苏醒，头上留下了巨大的丁字形手术疤痕。而她被抢走的挎包里，只有一件旧衣服和一块五毛钱。
“为了一块五，几乎要了一条命！”分局局长一拳捶在桌上，“嚣张！猖狂！这是对我们公安机关的公然挑衅！更是对全市人民安全感的肆意践踏！”
会议决定，立即成立“5·15系列抢劫案”专案组，由李国雄任组长，副队长王勇任副组长，抽调精干力量，限期七天，必须破案。
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名参战干警心头。消息不知怎么走了风，一时间，焦作市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女性晚上不敢单独出门，男性夜行也提心吊胆。一种无形的恐惧，笼罩在城市上空。
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勇带队，在几起案件易发的时间段和路段，进行高密度的巡逻和便衣蹲守，希望能撞上再次作案的歹徒；
另一路由李国雄坐镇，对所有受害人进行更细致的回访，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然而，歹徒似乎嗅到了危险。18日、19日连续作案后，他们突然沉寂了。巡逻的队伍夜夜无功而返，受害人的回忆也大多模糊——袭击发生在瞬间，又是背后下手，很少有人能清晰描述出歹徒的相貌特征。
案子，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转机出现在专案组成立的第五天，5月21日上午。
一条线索反馈到指挥部：解放路一家不大的旧货店里，老板向相熟的片区民警反映，前几天有个神色紧张、眼神飘忽的年轻男子，来店里询问收购旧手机的价格，样子不像是正常卖主。
“他手里那手机，看着还挺新，但什么充电器、盒子都没有，问起来历也支支吾吾。”旧货店老板说。
专案组精神一振。系列劫案中，被抢物品除了少量现金，主要是手机。这些赃物必须出手变现，旧货市场、二手手机店是最可能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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