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虫的出现，彻底推翻了此前“意外猝死”的判断，这绝非简单的中毒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民警们再次扩大勘查范围，终于在卧室纱窗的右下角，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纱窗纱布上，有一个四周焦黑的小孔，痕迹崭新，明显是刚形成不久，看上去像是被烟头或燃香烫穿的。结合床底的毒虫，一个可怕的推测浮现在众人脑海——凶手正是通过这个小孔，将剧毒毒虫放进了陶执礼的卧室！
众人随即赶往诊所后园勘查，后园的围墙不高，墙头上原本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青苔，此刻有好几处青苔被明显蹭掉，墙面还有攀爬踩踏的痕迹，泥土里留下了模糊的鞋印，足以证明，案发前夜，有人悄悄翻墙进入诊所后院，潜入了陶执礼的卧室附近。
种种线索指向，这是一起蓄意谋划、手段诡异的故意杀人案。昆明市公安局当即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警力，全力侦破这起离奇的毒虫杀人案。
专案组首先从死者陶执礼的身世与社会关系入手，展开全面调查。
陶执礼是家中独子，父母早已离世，家中只有三个已经出嫁的姐姐，平日里极少往来。五年前，他的妻子邢相谦因病去世，两人婚后未曾留下一儿半女。妻子走后，陶执礼拒绝了所有亲友的说媒，一直孤身一人，过着简朴的鳏夫生活，平日里一心打理诊所，待人温和，看病行医时常接济贫苦百姓，在邻里间口碑极佳，看上去并无仇家。
随着调查深入，一段尘封多年的家庭恩怨，渐渐浮出水面，而矛盾的核心，正是陶执礼的岳父——邢名扬。
邢名扬年轻时习武强身，为人讲义气，在昆明黑白两道都结识了不少人物，后来靠着经营两家大饭馆发家，还在当地帮会“镇滇帮”中担任小头目，在当地颇有势力。他的大女儿邢相谦，初中毕业后便进入妇女合作社工作，陶执礼的诊所，恰好就在妇女合作社隔壁，两人因邻里之便，渐渐有了交集。
当年抗战时期，邢相谦时常在合作社组织抗战募捐活动，每次前往陶氏诊所，陶执礼都慷慨解囊，积极捐款；每逢有患病的妇女前来求诊，陶执礼更是分文不取，还主动倒贴药费，尽心诊治。一来二去，年轻的陶执礼与邢相谦互生情愫，从邻里闲聊到私下约会，感情日渐深厚，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这段恋情，却遭到了邢名扬的强烈反对。在邢名扬看来，陶执礼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妇科郎中，与自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坚决不同意女儿嫁给陶执礼，百般阻挠。
奈何邢相谦一心向往自由恋爱，认定了陶执礼，不顾父亲的反对，私自掏钱置办订婚宴，与陶执礼拍下订婚照，甚至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订婚声明，将生米煮成了熟饭。
邢名扬气得暴跳如雷，却终究无力回天，只能勉强同意这门亲事，可心中的怨恨始终难消，就连女儿出嫁，他都没有陪送任何嫁妆，甚至在暗地里动了歹心。
他心胸狭隘，记恨陶执礼“拐走”自己的女儿，竟暗中串通军队征兵的军官，趁着当时拉壮丁的契机，无视“独子不征兵”的规定，硬生生将陶执礼送上了抗战前线。
事发当天，邢相谦恰好陪同母亲前往普宁走亲戚，三天后回到昆明，才得知丈夫被军方押走的消息，当即心急如焚，哭着哀求父亲邢名扬托关系救人。邢名扬表面假意答应，心里却巴不得陶执礼战死沙场，再也回不来，一直百般推脱，迟迟不肯行动。
十几天过去，陶执礼依旧杳无音信，邢相谦急得茶饭不思，四处求人。最终，她通过妇女合作社的关系，结识了昆明师管区兵役处长的太太，提着厚礼登门求助，对方心软答应帮忙。
这一查，邢名扬暗中使坏的勾当彻底败露，处长亲自过问此事，一个月后，陶执礼终于平安回到昆明，还带回了部队开具的“身患隐疾、涉嫌传染，强制退伍”的证明。
为了维系家庭和睦，邢相谦始终没有将父亲的龌龊行径告诉丈夫，只是把所有的委屈和真相，都写进了自己的私密日记本里。
可经此一事，本就身体纤弱的邢相谦，心力交瘁，再加上合作社工作繁忙、经常熬夜加班，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在1945年撒手人寰，年纪轻轻便离开了人世。
妻子的离世，让陶执礼悲痛欲绝。在整理妻子遗物时，他无意间发现了那本日记本，看到了岳父邢名扬为了报复，不惜串通军官将自己送上战场的真相，得知妻子多年来的隐忍与委屈，陶执礼对邢名扬恨之入骨，两人彻底结下了死仇。
1949年12月，昆明解放，邢名扬因过往的帮会经历，被人检举逮捕，短短十二天后，就被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得知死对头邢名扬的死讯，陶执礼积压多年的怨恨终于得以宣泄，他当即关掉诊所，在门口燃放了半个小时的爆竹，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传遍街巷，当晚又在家中独自饮酒，喝得酩酊大醉，彻底宣泄心中的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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