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东海舰队的大船只有百来艘，听起来很多，考虑到人数，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王直征集了一些葡萄牙商船帮忙，可依然不够。仅有3万多人，能够成行。
而大明解放军全部人加起来，有20万之数。就算摒弃合作关系的海、陆商贩，也有十多万人。换句话说，如果解放军要战略转移到日本，大部分人其实是走不成的。鉴于严峻的形势，很可能是三、四年前悲剧的重演。毛估估，只有精锐战斗人员，可以过去。
王直自己是没打算走的。作为领袖，抛弃这么多手下逃跑，从心理上也接受不了。西楚霸王项羽，因为子弟兵几乎丧尽，无颜回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用现代一点的话说，就是面子上过不去。面子在许多人眼里，可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王直准备只让松冈则方和丰臣秀吉，领着解放军主力离开。至于自己，就留下来，和剩下的人生死与共，也可以说，是与改革开放生死与共。改革开放没了，王直也不想再活下去，同项羽做相似的选择。
人都不能全带走，东西更加如此。除了价值高的财物细软，和必备的战斗、生活所需，其他的都得留下了。像铁匠铺和造船场的设备，这类笨重的大家伙，肯定是只能放弃的。带着这类东西，搞战略撤退，不是玩笑，是搞笑。
船只、人员都准备好了。王直却僵着不走，松冈则方和丰臣秀吉见此情形，自然也不愿出发。王直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层因素。一拖两拖，官军都预备发动攻势，还没走成。
在大明朝搞革命不容易，和大民国有的一拼。危急时刻，革命军人被迫放弃根据地，实施长征这种“战略大转移”，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另一个层面讲，斗争策略失误，也有一定关系。
起码王直就没有树立坚定的斗争意识，不主动进攻，一味搞消极防御。犯了与王明同志相似的错误。甚至还要更严重些，连消极防御都不坚决。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王直，自从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与陆上官民，和平相处，共谋发展，已经丧失了继续斗争的源动力。所以官军在没有遇到任何前期抵抗的情况下，对“烈山”革命根据地展开了包围攻势。
奉王忬之命，官军以俞大猷、汤克宽等人为首，登上了金塘岛。因王直不肯主动出击，官军从海中和岛上，对“烈山”革命根据地，顺利包围。海中由俞大猷指挥战船，封锁了港口；岛上则是汤克宽领兵围堵后路。
虽然官兵将解放军东海舰队围住了，但解放军实力摆在那里，比起官军强多了。所以官军硬攻不成，只得保持“围困”。
纵然解放军是虎狼之师，作为最高指挥的王直不给力，当然也发不出力。明明占了绝对优势，却只能缩手缩脚，为敌所趁。
因为王直不愿主动出战，破解困局，手底下的大小头目满腹怨言。如果一味避战，长久被围，也会自断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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