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痣。
灰蓝色的，不大不小，长在左锁骨下方三指的位置。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我也有那颗痣。
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大小，一模一样的灰蓝色。我小时候问过我妈，她说那是天生的，不是什么重要东西，就是一颗普通的痣。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颗痣的样子，因为每次穿领口大一些的衣服，它都会露在外面。
他在我洗澡换衣服的时候看见过吗？
还是说，那本来就是他的？
“你想不起来了吗。”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没有光的眼睛里，忽然多了一样东西。不是光，是某种更柔软的、几乎可以称之为悲伤的情绪。
“什么？”
“那家餐厅，”他说，“你去过不止一次。”
我没有去过。我张嘴想这么说，但话堵在了喉咙里。因为当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像一面积满灰尘的镜子被手指擦过一小块，露出下面模糊的、碎裂的倒影。
我确实去过那家餐厅。
不是和他。不是三周年纪念日那次。
是更早之前。一个人。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在那间洗手间里哭了很久。
碎片式的画面像是从很深很深的水底往上浮——大理石的洗手台冰凉地抵着掌心，镜子里映出一个眼睛红肿的年轻女人，嘴唇在抖，睫毛膏晕开在下眼睑，像两道黑色的泪痕。哭到干呕，拧开水龙头把冷水泼在脸上，水珠顺着下巴滴在洗手台上，一滴，两滴，三滴。
然后有一只手从身后递过来一张纸巾。
白色的，叠得很整齐。
我猛地抬起头，看向坐在床边的那个人。
他依然安静地、耐心地看着我，嘴角带着那个若有若无的弧度，和那张照片里一模一样，但这一次我终于读懂了那个表情。
那不是等待，不是微笑，不是心满意足。
那是一个人在说——你想起来了。
“你那天哭得很伤心，”他说，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在地上的叶子被风翻了个面，“我在旁边站了很久。你一直没看到我。”
“那天是我第一次看见你。”
那天晚上的事，我想起来了。
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是什么车祸、失忆、被篡改的记忆。只是一个人在那间昏暗的洗手间里哭了很久，仅此而已。
那是一年前的春天，我和他之间有过一段很糟的日子。具体因为什么吵的架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大概是一些琐碎的、累积的、说出来都觉得矫情的小事。他加班太多，我太敏感，我们之间隔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冬天窗玻璃上结的那层雾气，伸手擦掉，很快又蒙上。
我一个人开车去了那家餐厅。那天不是纪念日，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我只是在网上看到那家店的评价很好，想一个人去吃顿好的。点了一桌子菜，吃到一半发现邻桌的情侣在过周年纪念，服务员端上来一个小蛋糕，上面插着蜡烛，女孩笑得眼睛弯弯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了。
可能是那段时间积压的东西太多了，也可能只是烛光太柔、音乐太轻、别人的幸福太刺眼，眼泪就那么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我匆匆结了账，躲进洗手间，把门反锁上，趴在洗手台上哭。
哭了很久。
哭到后来已经不记得自己到底在哭什么了，只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睫毛膏糊了一脸，鼻头通红，嘴唇上全是盐味儿。我把水龙头拧到最大，用冷水一遍一遍地拍脸，希望红肿的眼睛快些消肿，好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狼狈。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递给我一张纸巾。
白色的，叠得整整齐齐。
我没有回头。我以为是餐厅的服务生，或者是哪个好心的女顾客。我伸手接过去，低声说了句谢谢。纸巾很柔软，带着一种很淡很淡的味道，不是洗衣液的清香，也不是任何一种我能叫出名字的香味，更像是一种干燥的、干净的、旧纸张的气味。
我擦干了脸，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把晕开的眼妆尽量擦干净，深吸一口气，推门出去了。
从那之后，那张纸巾被我攥在手心里走回了餐桌，攥着它买了单，攥着它开车回了家。到家之后我把它展开铺在床头柜上，看了几秒，然后扔进了垃圾桶。
可第二天早上，它又出现在床头柜上。
铺得平平整整，四个角都对齐了边沿。
我以为是自己没睡醒记错了，又扔了一次。第三天，它还在。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那张纸巾像是长在了那个位置，无论我怎么扔掉、揉碎、冲进马桶，第二天早上它都会重新出现在那里，新的，白的，叠得整整齐齐。
后来我习惯了。
再后来，那张纸巾开始变化。有时它被折成了一只纸鹤，有时是一朵花，有时只是简单地对折再对折，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像一枚被仔细包好的礼物。每一个折痕都工整而耐心，像是有人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在黑暗中慢慢摸索出这些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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