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拒绝在敌军尚未列阵时发起进攻，他认为此举违背了战争的礼法，也不符合仁义之道。
楚军渡河完成布阵后，宋军才发动攻击，结果因兵力悬殊而惨败。
宋襄公对仁义与礼法的坚持，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宋国的小霸地位随之瓦解，国力大为削弱。
他因此被后人视为迂腐，但在春秋时期，他仍被看作一位值得敬重的仁义贵族，只是更适合成为一位贵族侠士，而非真正的君王。
扶苏提到司马穰苴，春秋初期礼法盛行，但至末期礼崩乐坏，军法逐渐取代礼法。
司马穰苴治军严格，曾率军抵御燕、晋联军，甚至依法处决了延误军机的君王宠臣庄贾，展现出军法的威严。
此事激励了齐国将士，晋军未战先退，司马穰苴乘胜追击，收复失地，声望大增。
尽管司马穰苴名声不显，但他象征着春秋战争从礼法向兵家军法的转变。
他的侄孙孙武在吴国治军时也曾在演练中依法斩杀宠妃，继承了其风范。
司马穰苴还着有兵书《司马法》，主张用兵需谨慎，最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武，继司马穰苴之后，辅佐吴王阖闾攻破郢都，成就非凡，其着作《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经典。
《孙子兵法》开篇即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必须慎重对待。
由此可见，孙武的军事思想深受司马穰苴慎战理念的影响。
兵家学问代代传承，孙武被尊为兵圣，离不开司马穰苴的奠基。
同时，他也受到姜子牙等前人的启发，但司马穰苴的影响更为深远。
孙武所着《孙子兵法》，堪称兵学巅峰之作。
继孙武之后，战神吴起崭露头角。
尽管吴起私德有瑕疵，但他文武兼备，治国安邦，着有兵书《吴子》。
吴起一生战功卓着，曾以老弱之兵击败强齐，训练魏武卒令诸侯畏惧，西压秦国，东扩疆土，变法强楚。
尤其是阴晋之战，五万魏武卒大败五十万秦军，令人震惊。
吴起不同于司马穰苴和孙武，他主张军功至上，强调实战能力。
同时，他也是兵家从慎战转向主战的关键人物。
他推行募兵制，魏武卒成为职业军人，凭借战功晋升，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从战争礼法到兵法慎战，再到军功精兵主义的主战，兵家思想不断演进。
商鞅借鉴吴起的兵法，创立军功爵位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转变。
尹尚深吸一口气，说道：“军功爵位制度保障了晋升的渠道，斩杀敌人记功确保了晋升的公平，再加上全国实行的什伍连坐与乡里制度，秦国逐渐走向了古典军国主义的道路。
在商鞅的推动下，兵家从主战转向求战，甚至开始依赖战争。
尤其是白起的崛起……”
“依老夫之见，秦国的古典军国主义本不该如此激进！
但白起一生征战，杀敌百万，被称作‘杀神’，也助长了秦国的战争欲望！
幸好有吕不韦出现，稍稍压制了秦国的战意，虽然他不幸死去，却也减缓了秦国的杀戮之势。
否则，始皇帝清除军中功臣时，影响恐怕会更深远！”
至此，尹尚得出结论：兵家最初对战争持谨慎态度，但随着时代发展，战争变得难以控制，兵家迅速走向了古典军国主义。
兵家的发展经历了六次变化：司马穰苴从礼法转为军法；孙武将兵法推向极致；吴起由慎战转为精兵；商鞅由精兵转为军国；白起让军国主义如火上浇油；嬴政统一六国，霸道达到顶峰，但也埋下了隐患。
尹尚的军武改革，正是为了消除这些隐患。
“如今天下已定，老夫希望兵家将领能有所退让。”尹尚问扶苏：“你觉得应退到哪一步？”
扶苏沉思后回答：“老师想要减缓秦国战车的速度，应先回到军功精兵主义，再重新恢复兵家的慎战思想。”
尹尚点头同意：“北边的大月氏和东胡仍在，待初冬时节，李信便可再次发动闪电战。”
闪电战需选好时机，北方边境的寒冬前最为合适。
李信扫荡草原部落，即使斩敌不多，也能摧毁其生存资源，使其在寒冬中饿死。
自古以来，天寒地冻都是残酷的灾难，对草原部落尤为致命。
物资受损，他们只能等死于严冬之中。
至于百越之地，应以精兵配合 ** 逐步渗透。
尹尚沉思片刻后说道：“拓展疆土势在必行，但不可因百越之战而使秦国国力耗尽。”
帝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
茂陵需要修建，驰道亟待修筑，长城还需连接。
南北征战可以展开，但不能倾尽全国之力。
对北方速战速决，难以大幅提升军备生产。
因此，南征百越，实为军功勋贵晋升的阶梯。
换句话说，古典军国主义不能突然刹车，否则容易引发内乱。
秦国中层将领是军队的骨干，若损失过重，战斗力必将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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