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九点整。
一辆熟悉的黑色SUV如同幽灵般，无声地滑停在路边。车门打开，张九龄撑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走了下来。他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黑色大衣，衬得身形更加挺拔冷峻。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如同戴着一张精心雕琢的冰冷面具，隔绝了所有的情绪。雨水落在他的伞面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他撑着伞，步履沉稳地走到我面前。黑色的伞面，像一片沉重的乌云，将他笼罩，也投下一片冰冷的阴影，将我完全覆盖。
他垂眸，目光扫过我湿透的头发、苍白的脸颊和冻得微微发抖的身体，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既无惊讶，也无怜悯，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沉寂。仿佛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女人，与他即将要做出的重大决定，毫无关系。
“走吧。” 两个字，冰冷、简洁，如同指令。
他转身，率先踏上民政局冰冷的台阶。黑色的伞稳稳地撑在他头顶，隔绝了冰冷的雨水。而我，像一个被遗忘的影子，暴露在细密的冷雨中，踉跄地跟在他身后几步远的距离。每一步踏在湿滑的台阶上，都带着深入骨髓的寒意和无尽的屈辱。
民政局大厅里温暖明亮，暖气开得很足，混合着消毒水和纸张的气味。巨大的国徽悬挂在正前方，庄严肃穆。几对洋溢着幸福笑容的新人正在填表、拍照，空气中弥漫着甜蜜和期待的气息。我们这对沉默的组合，与周遭的氛围格格不入，像一道突兀的、冰冷的裂痕。
张九龄径直走到一个无人的办理窗口前，拉开椅子坐下。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犹豫。他拿出自己的证件，放在冰冷的台面上。
我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僵硬地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冰凉的椅面透过湿透的裤子传来寒意。我将那个小小的、沾着雨水的户口本，轻轻放在他黑色证件本的旁边。暗红色与纯黑色并排，像一场无声的讽刺。
办理人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阿姨，戴着老花镜，笑容和蔼。她接过我们的证件，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我们俩。她脸上职业化的笑容在看到我湿透的头发、苍白的脸色和明显哭过的红肿眼睛时，微微凝滞了一下。再看向张九龄，后者面无表情，目光平视前方，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冰冷气场。
阿姨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笑容收敛了些，公事公办地问：“两位是自愿结婚吗？”
“是。” 张九龄的声音低沉平稳，没有任何犹豫，仿佛在陈述一个既定事实。
阿姨的目光转向我。
空气瞬间凝固了。整个大厅的喧嚣仿佛都退到了很远的地方。我能感觉到张九龄的目光，如同实质的冰锥，钉在我的侧脸上。那目光里没有威胁，没有催促，只有一种冰冷的、不容置疑的压力，沉甸甸地压下来。
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任何声音。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几乎要冲破束缚。自愿？这冰冷的枷锁，这屈辱的结合，这被“责任”和“名分”裹挟的坟墓……谈何自愿？
巨大的痛苦和无声的呐喊在胸腔里翻涌冲撞。我死死咬住下唇，尝到了浓重的血腥味。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带来尖锐的疼痛，试图用身体的痛苦来抵抗灵魂的撕裂。
在张九龄那沉甸甸的注视下，在工作人员疑惑而审视的目光中，时间仿佛被拉长、凝固。
最终，我极其缓慢地、极其艰难地，点了一下头。动作轻微得几乎看不见，却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抽干了我最后一丝反抗的勇气。
阿姨看着我，眼神里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疑惑，有怜悯，最终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叹。她没再说什么，低头开始填写表格。
流程如同冰冷的机械运转。拍照。张九龄坐在红色的背景布前，身姿挺拔，面无表情。闪光灯亮起，在他深邃的眉眼间投下冰冷的阴影。我坐在他旁边，身体僵硬，眼神空洞，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签字。工作人员递过来两份《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冰凉的纸张，散发着油墨的气味。
张九龄拿起笔，没有丝毫犹豫，在声明人一栏，签下了他龙飞凤舞、力透纸背的名字——张九龄。字迹刚劲有力，带着他一贯的决断。
笔被推到我面前。冰冷的金属触感贴着指尖。
我看着声明书上那行冰冷的铅字：“本人与对方均无配偶，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了解对方的身体健康状况。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自愿结为夫妻。”
自愿结为夫妻。
自愿。
巨大的讽刺像冰冷的毒蛇，缠绕住我的心脏，越收越紧。握着笔的手，抖得不成样子。墨水滴落在声明书下方空白的签名栏里，晕开一小团丑陋的墨迹。
我抬起头，目光空洞地看向前方巨大的国徽。金红色的徽章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象征着庄严的法律和神圣的契约。而此刻在我眼中，却冰冷得像一座无法逾越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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