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六国后，设广陵县，隶属九江郡；汉代时，今扬州地区称广陵、江都，长期为诸侯王封地，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开运盐河（通扬运河前身），推动区域经济繁荣。西汉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远嫁乌孙国，比王昭君和亲匈奴早80余年，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三国时期，广陵是魏吴相争的军事重地；南北朝期间，山东青州、兖州移民南迁，为扬州注入新的发展活力，晋明帝太宁三年（325）侨置兖州于广陵，北周时改广陵为吴州。
隋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后改吴州为扬州，完成了历史上扬州与今日扬州在名称、区划、地理位置上的基本统一。隋炀帝时期，大运河全线贯通，扬州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奠定了唐代空前繁荣的基础，隋炀帝曾三下江都，最终葬于扬州城西北曹庄。唐代，扬州作为都督府、大都督府治所，领淮南、江北诸州，是当时中国东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商船云集、胡商聚居，呈现出“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的繁盛景象。
北宋时期，扬州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商业再度繁荣，每年商业税收约8万贯，居全国第三位；南宋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赵构曾以扬州为“行在”一年，韩世忠、岳飞等名将在此留下抗金足迹。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访扬州，据称在扬州任总督三年，其游记中对扬州的繁华多有记述。明代，扬州增筑外城，形成新旧两城格局，南明时期，史可法率军坚守扬州，宁死不降，展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清代，扬州重现繁华，城市人口超50万，成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也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十大城市之一，康熙帝、乾隆帝多次南巡“巡幸”。19世纪中叶后，随着运河淤塞、漕运改道，扬州经济逐渐衰落，但文化底蕴依旧深厚。近代以来，扬州见证了诸多历史变革，熊成基领导安庆新军起义、孙天生发动“扬州光复”，书写了近代革命的篇章；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此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陈毅、粟裕率主力北渡长江，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记忆。1949年1月25日，今扬州市区解放，设扬州市，行政区划历经调整，形成如今的格局。
扬州的文化脉络始终与运河、盐业、园林紧密相连。运河文化是扬州文化的核心纽带，大运河贯通后，扬州成为“南北之冲”，南北文化在此交融，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盐商文化曾支撑起扬州的繁荣，盐商们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更热衷于文化建设，资助文人墨客、修建园林宅院，促成了扬州学派、扬州画派的兴起。园林文化是扬州文化的鲜活载体，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理念，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完美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江南园林体系。此外，孝贤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在此长期共存，董永传说、扬州评话、扬剧等非遗项目代代相传，让扬州文化在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生。
历史人物
扬州深厚的历史积淀孕育了众多杰出人物，他们在政治、文学、艺术、外交等领域留下了深刻影响，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刘细君：西汉江都王刘建之女，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和亲公主。元封六年（前105），为联合乌孙国抗击匈奴，刘细君远嫁乌孙国王昆莫，带去了中原的丝织品、农耕技术与文化典籍，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比王昭君和亲早80余年，其“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诗句，道尽了思乡之情，也彰显了为国牺牲的大义。
- 鉴真：唐代着名高僧，扬州大明寺住持。他六次东渡日本，历经艰险，最终成功将佛教律宗、中医药学、建筑技术、雕塑艺术等传入日本，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鉴真在日本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至今仍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本山，见证着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 欧阳修：北宋着名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任扬州知州，在任期间勤政爱民，疏浚西湖、修建“无双亭”观赏琼花，留下了“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的诗句。他重视文化教育，推动扬州文风兴盛，其在扬州的生活与创作，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浓厚的文人气息。
- 苏轼：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曾在扬州任职。他任职期间关注民生，减免赋税、兴修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苏轼在扬州留下了诸多诗词佳作，描绘了扬州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象，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与深厚的文学造诣，与扬州的城市气质相得益彰。
- 史可法：明末着名抗清将领，南明督师。清军南下时，史可法坚守扬州孤城，拒绝投降，率军民顽强抵抗，城破后壮烈殉国。他的忠贞不屈与民族气节，为扬州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可法纪念馆”成为缅怀其爱国情怀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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