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第一批传教士抵达天津卫时，果然见到了旨意里的“规矩”——
鸿胪寺的官员拿着名册，逐条核对他们的身份，连十字架上的宝石成色都记在了账上。
带队的神父递上自鸣钟，官员却笑着摆摆手：
“陛下说了，教堂可以盖，但钟不能比皇宫的更响。”
教堂的基石最终落在了北京郭城南的一块空地上，离宛平不远。
开工那天，朱有建带着威龙来看热闹，指着图纸上的尖顶问：
“这玩意儿能避雷吗？”
神父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解释“天主会保佑”，只能眼睁睁看着皇帝让人在尖顶上装了根铁针，接在埋入地下的铜线上——
是研究院新弄的“避雷针”。
威龙对着那根铁针嗅了嗅，忽然跳到神父的白袍上，留下几个梅花印。
朱有建笑着把猫抱起来，对目瞪口呆的传教士们说：
“好好盖，盖结实点。
将来你们讲经，朕说不定会来听听——
只要别耽误朕给龙儿喂鱼干。”
教堂的钟声第一次响起时，西苑的玻璃房里，新培育的玉米刚抽出穗。
朱有建望着城南那缕飘起的炊烟，忽然觉得，不管是十字架还是玉皇大帝；
只要能让百姓有口饭吃，有安稳觉睡，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就像这教堂的尖顶，终究要立在大明的土地上，沾染上这里的烟火气，之后成为“神谕会”的布道堂。
真是感谢“耶稣会”的慷慨，感谢昊天上帝的恩赐！
汤若望为大明“耶稣会”实际领袖，同样向大明各处信众发出召集令，沿海地区的教众，以及武昌府、西安府都在召集令中。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后世史书记载：
乾德元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入北京，于年底以“神谕会”信徒身份，以大明为中心，向全世界辐射教义。
乾德元年被称为——
世界各教回归本教义始初！
四年后，欧罗巴三十年的“新旧教战争”结束，新旧教在“神谕会”主持下，签订备忘录，将以教义回归本初共同努力，都能够回到神国。
春暖花开的四月，各地“耶稣会”信徒，从各自家族走出，向顺天府汇聚而去。
很多都是信二代、信三代，都在出生时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有洗名。
比如徐光启次子洗名为：
雅各布，中国姓名徐雅各布，自成年就在为天主教的传播奔走，是真正的天主教徒。
乾德皇帝对于陆续入京的“耶稣会”华人信徒的观感很复杂，相起自己前世的事情来：
当年为了几枚鸡蛋，曾经排队要入教信仰耶稣；
没想到临头了，居然要随意翻开一页圣经，以确定他的诚心，然后翻到“异教徒”；
那个异教徒故事里，居然认为他是邪恶的灭教者，他若是入教必然会毁灭天主教，朱有建很生气：
我得有多大的病，为了几枚鸡蛋就灭你们教？
没有这么埋汰人的，不就是看不起我嘛，知道我是普通人，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
所以每次吃鸡蛋，都要嘲笑自己一句：
嘿，异教徒！
所以天主教还真是看菜吃饭，这些信徒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普通人，都是官宦人家出生，再不济也是富商人家背景，就没有平民穷人。
“耶稣会”入京备案录名发证，不是乾德皇帝忽悠人，也没有聚集起来一网打尽的意思，真实发传教证明。
顺天府的四月，胡同里的榆钱刚落，就飘起了洋槐的甜香。
城南的驿馆挤得满满当当，从松江府来的徐雅各布，正踮脚往门内望——
那里挂着块新牌子，写着“耶稣会备案处”，几个穿圆领袍的小吏，正给排队的信徒登记姓名，笔尖划过纸页，混着南腔北调的汉语和拉丁语。
“下一位。”
小吏扬声喊道。
徐雅各布紧了紧怀里的《圣经》，那是父亲徐光启亲手批注的，书页边缘已磨得发毛。
他报上姓名时，特意加重了“雅各布”三个字，却见小吏头也没抬，在册子上写下：
“徐雅各布，洗名雅各布，父徐光启，前礼部尚书”，
字迹方方正正，与旁边荷兰商人的登记没什么两样。
“陛下有旨，”
小吏推过来一张印好的告示，
“教堂不得占农田，不得收百姓的地契当‘奉献’，讲经时不许说‘异教徒该下地狱’——
违者收回传教证。”
徐雅各布愣了愣，接过那张烫金的传教证，上面除了朱红的御印，还画着个小小的犁铧图案。“
这是……”
“陛下说，”
小吏终于抬头，指了指图案，
“你们传教归传教，别耽误百姓种地。
真要行善，不如教他们修水车，比念十遍经管用。”
这话让排队的信徒们炸开了锅。
一个从武昌府来的盐商之子，穿着蜀锦袍，闻言皱眉：
“我等是传播福音，怎可与匠户之事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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