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初，议事厅内气氛凝重。
乾德皇帝高坐龙椅，高第跪在金砖地板上，三拜九叩后便一直低垂着头颅，连大气都不敢喘。
皇帝一脸严肃地看着他，身旁的王承恩却在暗自琢磨——
他如今最会察言观色，从圣主接见的时长与神情推断，除了公事轻重，多半还有个原因：
圣主对高第的事迹怕是不熟。
毕竟是一年半之前的旧事，谁会没事记着无关紧要的人呢？
堂堂蓟辽总督竟成了“无关紧要的人”，王承恩心里暗叹大明重文轻武积弊太深。
可他哪里知道，这压根与文武偏见无关——
他的主子本就对朝堂人事不甚了解，别说高第，就是三日一次的朝会，能叫出名字的官员也寥寥无几，这状况怕是要一直持续下去了。
“说说自己的罪吧！”
乾德皇帝的声音在议事厅里回荡，没有叫高第平身的意思。
他其实是想听一场发自肺腑的解释——
最近几个月，他反复琢磨明末旧事，终于想通了许多关节：
那时的溃败，不全是朝臣糊弄皇帝，也不全是皇帝刚愎自用，根子在于上下消息传递的彻底崩坏。
满朝文武没有直接获取前方军情的渠道，全靠猜测和小道消息，再用所谓的“聪明才智”加工臆断。
就像孙传庭困李自成于一隅，本需再坚持几日便能收网，可他没时间也没精力频繁上奏细节。
朝堂上的大臣们便开始脑补：
“孙传庭定是想养寇自重，借机向朝廷要官要钱要爵位！”
这种言论很快占据上风，一道道圣旨催着速战速决。
孙传庭本就虚张声势，全靠关键隘口勉强支撑，最终只能硬着头皮出战，让流贼逃出生天。
又如总兵周遇吉反复强调宣府的重要性，兵部的文官却认定他是怕了，想借机谈条件、开价码。
皇帝信了，周遇吉只能领着几千弱兵死守宁武关，而非据守武备齐整的宣化城以逸待劳——
这般荒唐，皆是信息错位与偏见作祟。
朱有建越想越心惊：
满朝文武都在“糊弄”皇帝，却又不全是故意。
他们引经据典，认定首辅当如神明，定下的国策必须立竿见影，稍有延迟便是“欺君”。
于是真正干事的能臣被送进诏狱，或死或贬，内阁与六部尚书换得比走马灯还勤。
可与之对比的是都察院御史台，全员几乎能久坐不倒，许多御史巡按能连任十几年。
一对比便显露出问题：
御史台中，东林党人竟占了大半。
大明疆域辽阔，本应党派制衡，一家独大无论好坏，终会出乱子。
幸好东林党中还有“阳明学派”的务实者撑着，否则朝堂早成了空壳。
他翻遍天启朝的史料，发现那时的朝堂虽说乱作一团，但大方向却未曾跑偏。
阉党、晋党、东林党、浙党、蜀党并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
到了后期，阉党与东林党的矛盾虽然尖锐，却仍能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所谓“阉党一家独大”纯属空谈——
若真如此，魏忠贤怎会无法阻止天启帝的离奇病逝？
又怎会容忍王恭厂爆炸的发生？
东林党背后有财力雄厚的金主支持，能买通无数人脉，这是阉党难以匹敌的。
这两件事背后，若说没有东林党的影子，才更让人感到蹊跷。
或许崇祯正是看透了这点，才开始对朝政摆烂：
你们说内阁不行就换，六部不行也换，反正大明的烂摊子，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想通这些后，朱有建索性选择了“躺平”。
但他并不像崇祯那样破罐子破摔，而是学起了“昏君”的松弛姿态：
御史台要集体辞职？
那就由他们去；
国子监闹事？
直接裁撤；
内阁不管事？
那就继续晾着。
朝堂上的官，谁当不是当？
反正大明的天下，自有它自己的运转方式。
至于皇宫可能被渗透的隐患，他偏要赌这一把：
谁更有钱？
宫里人好吃好喝地供着，干得好能入功勋台、光宗耀祖；
真要搞死他这个皇帝，谁还能给他们这份荣耀？
何况如今中枢已经移到西苑，核心班子都是跟着他一路拼过来的心腹，想渗透？
没那么容易！
东林党背后的金主早已传信多次，隐晦地提出“这个皇帝不能留”，可朝堂上没谁真敢动这个心思。
如今大家靠着土地置换政策，手里握着大片良田，名下工坊更是开得红红火火，财富超过那些金主不过是时间问题。
谁愿意冒着风险除掉皇帝，回头再恢复过去看金主脸色、受党派裹挟的日子？
得益于土地置换，不少官员早已彻底摆脱江南东林党的控制，连那些铁杆东林党集中的御史台，也成了昨日黄花，再无往日呼风唤雨的能耐。
加上内阁的两台阁大臣本就与东林党不对付，自然不会帮他们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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