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周逸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立志投身中国革命的愿望非常迫切。于是他同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的贵州籍青年毛景周商量，决定回国从事革命的武装斗争。
1923年春，当毛景周在士官学校毕业时，逸群断然放弃了学习，两人一起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在上海，又进一步研究了到湘黔边一带去拉队伍的行动方针。这里“天高皇帝远”，都是地方军阀把持，如湖南凤凰的陈渠珍，就是赫赫有名的“湘西王”，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军阀之间互相火并，家乡铜仁连年发生战争，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逸群等来到湘黔边进行一系列兵运的联络工作，经过大半年的尝试，最后终于没有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党的直接领导，加之当时湘黔边地区党和群众的基础非常薄弱，没有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条件极不成熟。逸群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宣传革命以唤起民众，才能实现武装斗争的目的。从此，他着书立说，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
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
1924年初，逸群重返上海。当时，我国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好形势，对于从事革命宣传，唤起民众，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事业极为有利。逸群开始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其中刊于第一卷第五期的《革命与统一》一文，以充分的史实，论证了“革命”与“统一”的辨证关系，指出：“军阀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物”，“中国若不用革命的手段，把反革命派的势力根本铲除，中国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而且为要防制反革命派，革命以后，必要有相当的时间，由革命派专政”，这样，“民主国家，才能实现，才能有真正的统一可言”。此文与发表在同一期上的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肖楚女《教育与革命》等文章紧密配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接着，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启发下，他联合了在上海的贵州进步青年李侠公等，组织“贵州青年社”，并创办《贵州青年》旬刊。5月，正式发表创刊宣言。《宣言》说：
我们对于政治，主张：①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实现；②唤起民众底阶级的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③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在解决贵州问题时，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社会方面，主张：①打破一切的不平等的制度；②唤醒青年向上精神，使之自拔于黑暗社会；③促进“互助”、“团结”的美德，以训练团结生活。文化方面，主张：①积极灌输新思想，以唤起青年底知识欲；②改造因袭的人生观，使一般人得着“人的生活”；③铲除一切占据思想界底旧权威的黑暗势力；④促醒教育根本的注意点……。
逸群主办《贵州青年》，精力旺盛，特别具有埋头苦干精神。从采访、搜集素材到拟稿、编排、校对等工作，他都亲自动手。由于发行量有限，经费比较困难，除少量捐助外，大都靠逸群从家里寄钱来解决。而他自己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尤其对西南的政局，逸群有深刻的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创刊号上，他以“黔铁”笔名撰写的《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肯定了贵州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贵州人切不可以因为恨唐继尧滇军而走错路，去欢迎直系势力袁祖铭回黔驱滇。因为贵州“实在是屹立西南，始终和北洋军阀对抗，为着民国奋斗的”，“今天西南尚在继续护法事业联合努力革命的程期中，贵州既和西南各省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贵州人今日是不能让“任何反势力侵入，将它原有的个性摧残，使它的地位和精神，从此与它的环境永陷于矛盾和冲突的悲境”。
在《贵州青年》第六期上，逸群发表的《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论文，影响很大。文章以铁的事实，精辟地分析，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阐述了刘湘、赵恒惕代表精神附北派和刘存厚、袁祖铭代表实质附北派的具体表现。指出：“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该一律加以攻击。”文章结论写道：“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由种种地方证明，实在是绝望。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但是在他们未驱逐附北的袁祖铭，与西南民主派合作移师声讨曹、吴及服从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命令之前，我们仍然是毫无疑义地攻击他们的附北行为。”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西南军阀的极度恐慌。他们为压制革命舆论，指使贵州的爪牙给《贵州青年》投匿名信，信中画了一枝手枪，进行无耻的威胁和恫吓。逸群面对敌人的卑劣行径，仍坚定不移地继续战斗。
逸群发表在《贵州青年》上的还有《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军人的头脑》等，这些文章像利剑般地刺向封建军阀，对西南的政局以深刻的影响，促使黔军进步官兵后来倒袁北伐。同时，也启发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政治觉悟。《贵州青年》成为当时唤醒贵州青年，向着黑暗势力冲锋陷阵的革命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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