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6日的黔东晨雾，浓得像化不开的墨。指挥部的桐油灯在风里摇晃，豆大的火苗把贺龙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像尊沉默的山神像。他指间的旱烟袋早已熄灭，铜锅上积着层黑垢，却仍被攥得发烫。军事地图用米糊贴在土墙上，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的轮廓被红铅笔圈了三道，椅子山、毛鸡岭这两个地名被红圈标得格外醒目，铅笔尖戳破的纸洞透着风，发出细碎的呜咽。
“冬生，你摸过毛鸡岭的石头没有？”贺龙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烟草熏过的沙哑。卢冬生往前半步，军靴后跟在泥地上磕出闷响：“报告军长，上个月侦察时摸过，青石崖有七丈高，只有条能过单人的石缝。”他掌心的老茧在枪套上蹭了蹭，那处磨得发亮的皮革，是无数次紧急拔枪留下的印记。
贺龙把烟袋往桌角一磕，火星溅在《黔东防务图》上：“红七师二团守椅子山，三团扎毛鸡岭。告诉弟兄们，把刺刀磨亮些，石头缝里都要插上咱们的红旗——让敌人远远看见，就知道这是红军的地界。”他指尖重重砸在地图上，“记住，不是死守，是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
关向应正用狼毫笔修改《坚壁清野动员令》，砚台里的墨汁被他咳的气浪震出涟漪。“各区苏维埃昨晚报来数字，”他把沾着墨的手指在裤腿上蹭了蹭，“已藏好粮食二百三十石，盐巴一千二百斤，连铁匠炉的风箱都拆去溶洞了。”他突然捂住嘴剧烈咳嗽，帕子揭开时，几点猩红落在“动员令”三个字上，像开了朵小小的血花。
“你的药呢？”贺龙劈手夺过他手里的笔，往砚台里一扔，墨汁溅了两人一身。关向应笑着推开他的手：“苗族老乡给的草药比啥都管用，敷在伤口上，火辣辣的才解痒。”他指的是上次突围时被流弹擦伤的肋骨，此刻正被粗布绷带勒得紧紧的。
贺龙没再说话，转身走向队列。晨雾从门缝里钻进来，在战士们的绑腿上凝成水珠。他的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的脸，最终停在陈伢子身上。这后生刚满十八，颧骨上那块月牙形的疤痕是小时候被马踢的，此刻在雾里看着，竟和自己左脸的疤痕有几分神似。“脱衣服。”贺龙解开自己的军装扣子，露出里面打了三层补丁的白衬衣，领口磨破的地方用蓝布条缝了朵歪歪扭扭的花——那是根据地的老婆婆给绣的。
陈伢子的手指抖得系不上扣子，粗布军装带着贺龙的体温，后背那块被硝烟熏黄的印记，正好罩住他瘦弱的脊梁。“军长，我……我不会您那样骂人。”他的声音比蚊子还小，却被贺龙的大手拍得一震。“骂人谁不会？”贺龙把那顶磨得发亮的斗笠往他头上一扣，竹篾在他额角压出红印，“你就喊‘贺龙在此’，嗓门越大越好。”他突然压低声音，“要是遇到敌人的探子，就说我正带着主力在椅子山练兵——让他们信，也得让他们怕。”
陈伢子猛地立正，斗笠下的眼睛亮得惊人：“保证让敌人分不清真假！”
贺龙的目光又落在队伍末尾。周文彬正用草绳捆眼镜腿，断了的那截用铜丝缠着，镜片擦得锃亮。这书生模样的战士是师范学校的学生，颧骨高耸，鼻梁上架着眼镜，站在那儿，竟有七分像任弼时。“你，出列。”贺龙从墙上摘下个牛皮望远镜盒，扔过去，“这是任政委去年送我的，你带上。”他又解开自己的灰布长衫——那是任弼时穿过的，袖口还留着钢笔磨出的毛边，“穿上这个，带一个连，夜里走，白天藏。”
周文彬接住长衫时，指尖触到布料上的补丁，针脚细密，是女人的手艺。“军长，遇到六军团的同志，怎么相认？”他扶了扶眼镜，镜片反射着晨光。贺龙从怀里掏出块银元，往他手心一放：“六军团的同志认得这个——这是去年会师时，任政委给我的信物，上面有他刻的‘共’字。”银元边缘已磨得发亮，“记住，看到枪响就往那边凑，让敌人觉得，任弼时的指挥所在你那儿。”
院外突然传来喧哗，田老三正把红军军装往婆娘怀里塞。这土家族汉子身高六尺，腰围也是六尺，军装套在身上像面鼓，却仍学着战士的样子挺胸：“政委放心，我往山头上一站，保准比真红军还像红军！”他七岁的儿子田小树举着根木棍当步枪，奶声奶气地喊：“缴枪不杀！”逗得满院战士直笑。
关向应把一摞红袖章递给百姓：“不是装样子，是真要把动静闹大。”他教田老三婆娘往娃娃背上绑空粮袋，“让敌人的探子远远看见，就以为咱们的主力还在这儿运粮食。”老猎户田大爷摸着新换的红军绑腿，烟斗在鞋帮上磕了磕：“我带几个后生去毛鸡岭放哨，学红军吹号——那‘嘀嘀嗒嗒’的调子，我听三遍就会。”
贺龙翻身上马时，白马打了个响鼻，喷出的雾气在他手背上凝成水珠。这匹曾驮着黔军师长的坐骑，此刻马鞍左侧晃着半袋炒青稞，布袋上沾着焦黑的锅巴——是关向应昨晚就着桐油灯炒的，颗粒大小不一，却喷香。“出发！”他的缰绳一紧，白马前蹄腾空，晨雾被撕开道口子。队伍刚转过山嘴，就听见身后传来陈伢子模仿他的大嗓门：“都给老子瞪大眼睛——红军的地盘，苍蝇也别想飞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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