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刀，究竟该被定义为凶器，还是日常用品？在元朝，这个问题有着独特的答案——元朝统治者，
也就是蒙古人在统治汉人时，出于对老百姓造反的恐惧，将菜刀定性为凶器，
并规定十家合用一把菜刀，还用铁链将其固定，严禁随意挪动。如今听来，把菜刀视作凶器的规定着实可笑。
然而，这种看似荒谬的定义转变，并非个例。
就如鸦片，在明朝万历年间，它被定性为药品。
李时珍在其着作《本草纲目》中，将鸦片记载为“阿芙蓉，能止咳痢、醒神”。
再追溯到唐朝，唐三藏从印度取经归来，带回了名为芙蓉膏的鸦片，当时主要用于治病救人。
谁能料到，这种源自印度的药物，在历经两个世纪后，竟摇身一变，
成了摧毁大清帝国根基的毒瘤，从治病的药品沦为万恶的毒品。
鸦片进入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初。
当时，荷兰殖民者首次将鸦片带入中国台湾，彼时台湾虽为大清领土，
但在管理上具有一定特殊性，后鸦片逐渐传入内陆。
起初，鸦片的输入量年均不足200箱，大多作为药用。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印度鸦片贸易后，
以“改善贸易逆差”为幌子，有预谋地向中国输入鸦片。
所谓贸易逆差，即英国购买大清商品的数量，远超大清购买英国产品的数量，大清因此赚取英国大量钱财。
为扭转这一局面，英国人发现大清国人，对吸食鸦片有所偏好，便将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进行加工，销售到中国。
不仅如此，他们还大力培育市场，比如售卖烟具，传授吸食方法，营造出吸食鸦片是一种时髦潮流的假象，诱使中国人上瘾。
到嘉庆五年（1800年），鸦片输入量急剧增至4000箱，大清国人犹如现在那些追星族，无脑的狂吸鸦片，还觉得高人一等！
在道光即位后，输入中国鸦片数字突破了1.9万箱。
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更是达到惊人的4.02万箱。
原本用于镇痛的药品，此时已彻底沦为毒品。
长期吸食不仅使人上瘾，更严重摧毁人的意志和身体健康。
同时，鸦片带来的巨额利润令英国人咋舌，每箱鸦片可兑换白银500 - 800两，由此导致大量白银外流。
回顾历史，唐朝时期皇帝管理严格，百姓不敢随意滥用鸦片。
明朝时管理尚可，鸦片尚在可控范围。
然而到了乾隆晚年，在和珅等贪官污吏的操纵下，鸦片数量急剧增长。
至道光年间，鸦片已在全国泛滥成灾，从底层的贩夫走卒，到上层的达官贵人，无不深陷其中。
吸食鸦片被视为有面子的事，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实则是英国对大清的殖民掠夺。
当时，英国从这种罪恶的贸易中尝到了甜头。他们用在印度和孟加拉种植的鸦片，换取中国的白银，
再用白银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形成了“鸦片换白银——白银换商品”的三角循环。
据数据显示，1820 - 1839年19年间，中国因鸦片外流的白银高达1亿两，这相当于清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
当道光皇帝在1838年看到林则徐“银荒兵弱”的奏折时，国库存银已从乾隆时期的7000万两，锐减至不足1000万两。
更为可怕的是，京畿八旗兵中吸食鸦片者竟高达60%，
这些士兵精神涣散，面黄肌瘦，走路脚底下发飘，你说这样的队伍能打胜仗吗？
民间太多的行尸走肉，活一天算一天，整天就是琢磨如何搞到鸦片膏。
“天朝”的经济与军事根基，正如同在毒烟的侵蚀下摇摇欲坠，濒临崩解。
“……”
道光十二年，鸦片的泛滥让道光帝忧心忡忡。
在养心殿内，他翻阅着各地官员呈上的折子，对于鸦片问题，官员们分成两派，一派建议立刻实施禁烟，否则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
另一派则主张暂缓禁烟，理由是烟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宜马上禁止。
两派争论激烈，让道光帝一时难以抉择。
时光流转，到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呈上一道《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张。
道光帝阅后，觉得其中观点似乎有些道理。
正在此时，军机大臣穆彰阿带走在前，许乃济随后紧跟着走进殿内，穆彰阿躬身施礼道：
“皇上，臣知晓您正为禁烟之事烦忧，特将许大人带来一议。”
道光帝心头一动：“朕正想听听二位大人对禁烟的看法。”
许乃济受宠若惊，急忙叩见皇上，小心翼翼地说道：“臣听闻陛下为鸦片之患日夜操劳，斗胆愿陈愚见，总结起来便是四个字——堵不如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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