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到1842 年，在英国人武力胁迫之下，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场因虎门销烟而引发的战争，历经两年的激烈交锋，终于暂告一段落。
然而，到了 1847 年 2 月，局势陡然生变，英国军队骤然向虎门发起猛烈进攻，迅速占领炮台，并长驱直入开进了广州城。
明明鸦片战争早已结束，英国人缘何突然对虎门和广州城发动袭击呢？
究其缘由，乃是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虽成功攫取了五口通商等诸多权益，
但对清廷落实条约的情况极为不满。
另外，英国妄图进一步拓展其在华南地区的势力范围，
其中尤以逼迫广州开放入城权为重点。
（在此之前，广州民众出于对英人的抵触情绪，曾强烈抵制英人入城）。
还有，对于《南京条约》一些条款的具体解释，中英双方存在较大分歧。
英国单方面认为，条约既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贸易，便理所当然有权进入广州城。
而清政府却坚持认为，条约仅允许英国人在城外通商，故而对入城问题坚决抵制。
英国人因此恼羞成怒，悍然发动攻城行动。
英军进攻虎门之时，虎门炮台的防御设施尚未得到完全恢复。
另外，清军装备陈旧落后，指挥混乱无序等弊端再次暴露无遗，实在难与英军利炮相抗衡。
仅仅数日，虎门炮台便告陷落，英军舰队顺着珠江一路直抵广州城下，凭借武力，威逼清廷答应其入城要求。
此时的道光帝陷入两难之境。他既羞于再次卑躬屈膝地求和，又着实没有足够的实力进行正面抵抗。
无奈之下，他竟将“御敌”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民众的力量，企图以“民力”来为自己“扛雷”，进而转嫁战败的责任。
基于此，道光帝急忙下旨鼓励地方组织团练，宣称“官民同心，共御外侮”，
实际上道光居心叵测，首鼠两端。
倘若民众抗英取得成功，便可彰显“天朝上国”民心可用，为自己挽回些许颜面。
若不幸失败，则可将罪责归咎于“民力不足”或是“地方官调度不力”。
翻看历史我们发现，官府对于民众武装既想加以利用，内心却又充满猜忌，
始终拒绝为其提供正规的军械装备以及统一的指挥调度。
一边是手持简陋的刀枪棍棒，一边是长枪短炮的轰击，民众的零星抵抗瞬间被瓦解。
道光帝见状，再次选择屈服，与英方签订了《广州和约》，不仅默许了英人的入城权，还不得不赔偿军费。
这场所谓“反击”的失败，本质上正是清廷腐朽统治的真实写照。
统治者既缺乏抵御外侮的坚定决心，也毫无动员民众的真诚意愿，
仅仅把百姓当作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而非共同抵御外敌的可靠力量。
事实上，清廷利用民众对抗洋人的事情，早在 1841 年 5 月便已发生，这便是着名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当时，英军在广州郊区三元里一带肆意烧杀抢掠，村民韦绍光之妻李喜遭到英军调戏，
这一暴行彻底激怒了当地民众，成为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直接导火索。
5 月 29 日，三元里附近 103 乡的数千名群众，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等简陋武器，毅然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发起进攻。
5 月 30 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约 5000 人，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
英军司令卧乌古见势不妙，急忙率领英军出击。
群众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且战且退，巧妙地将敌人诱至牛栏冈附近。
当英军完全进入包围圈后，埋伏在周围的群众瞬间发起猛攻，打得英军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5 月 31 日，番禺、南海、花县等县 400 余乡的群众数万人闻讯赶来支援，将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
英军无奈之下，派出翻译混出重围，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
余保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全然不顾百姓死活，采用威胁、欺骗等卑劣手段，强迫解散了抗英队伍，英军这才得以解围。
由此可见，这些朝廷官员为求自保，对洋人摇尾乞怜，对国人却凶狠残暴。
每当外来势力侵略中国，朝廷里的皇帝和官员便想起利用老百姓。
而一旦洋人退去，朝廷又对贫苦百姓严加防范，正如网友所形容的那般：
“用的时候和颜悦色，用过之后严加防范，这便是道光年间朝廷与百姓的真实关系。”
在三元里民众抗英之初，官府对民众的抗英行动尚持观望态度，甚至还在暗中予以支持。
然而，当民众力量所展现出的强大凝聚力逐渐凸显时，官府内心的恐惧便彻底压倒了“借民抗敌”的想法。
他们生怕民众力量壮大后，局面难以控制。道光皇帝就在这种平衡中，小心试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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