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守在城西墓园的第三年，每日寅时我都要绕园巡视，给新坟添一抔土，替旧冢扫去落叶。张屠户家的小女儿埋在东角第三排，坟头的野菊开得正好，我昨天刚用竹扫帚扫净了碑前的败叶，连石缝里嵌着的枯花瓣都挑了出来。可今儿寅时刚到，我提着马灯走过去，就见那青石碑前又堆了厚厚一层松针，针脚朝上，密密麻麻像一片倒生的细骨。
我打了个寒噤。墓园里只有入口那棵百年老松，离这儿足有三十丈远，昨夜无风，松针断不会自己飞过来。更怪的是，这些松针边缘都带着焦黑，像是被火燎过，可我昨夜巡视时，分明见那老松枝繁叶茂，连片枯叶都没有。
“谁在捣鬼？”我攥紧扫帚喝了一声，马灯的光晕在晨雾里晃出圈惨白。墓园深处传来几声鸦鸣，除此之外，只有我自己的心跳声，擂鼓似的撞着腔子。
回到守墓人的小屋时，窗台上的青瓷碗又空了。那碗是我娘留下的，平日里总盛着半碗清水，供在窗台上镇邪。昨夜睡前我特意添满了水，碗沿还沾着新采的薄荷叶——这是我多年的习惯，薄荷能安神，也能驱驱坟地里的阴气。可现在，碗底干得发裂，薄荷叶蜷成了深褐色，梗上还缠着根细细的红线，线头打着个死结。
我盯着那红线，后颈的汗毛猛地竖了起来。这线我见过，去年秋天，有个穿月白衫子的姑娘来给她夭折的弟弟上坟，发间就系着这么根红线。那姑娘生得极白，手指纤长，给坟头摆供品时，腕子上的银镯子叮当响。她临走前问我，能不能常来看看弟弟，我说墓园有规矩，日落之后不能留人。她笑了笑，说她弟弟怕黑，总念叨着要姐姐讲故事。
后来没过半月，就听说那姑娘死了，说是在自家绣房里悬了梁。她爹娘哭得死去活来，说姑娘前几日还好好的，突然就说弟弟在梦里叫她，说冷，要她带件棉袄去。下葬那天，她娘给她梳了头，发间依旧系着根红线，只是那线看着比上次见到的要陈旧些，像是用了许多年。
我把那红线从薄荷梗上解下来，线身冰凉，摸着竟有些黏手。正想扔进灶膛烧了，忽听门板“吱呀”响了一声。这门是我亲手钉的，门轴上上个月才抹了猪油，怎么会响？我握紧了门后的柴刀，慢慢挪过去，猛地拉开门——
门外空无一人，只有晨雾像棉花似的涌进来，带着股淡淡的脂粉香。这香味很熟悉，就是那月白衫子姑娘身上的味道，甜丝丝的，混着点皂角的清爽。可这香味不该出现在坟地里，更不该在这寅时三刻，随着雾一起钻进我的屋子。
我探头往外看，马灯的光只能照出丈许远，雾里影影绰绰的，像是有个人影站在老松底下。那人影穿着月白衫子，身形窈窕，头发很长，垂在背后，随着雾气轻轻晃。
“姑娘？”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声音在雾里散得没了影。
人影没动。我壮着胆子往前走了两步，马灯突然“噼啪”响了一声，灯芯爆出个火星，光晕骤然缩了一半。再看时，老松底下空荡荡的，只有松针在晨露里闪着冷光。
回到屋里，我把柴刀压在枕头底下，却怎么也睡不着。那碗清水、焦黑的松针、黏手的红线，还有雾里的人影，像走马灯似的在脑子里转。天快亮时才迷糊过去，梦里竟又见到了那姑娘，她站在弟弟的坟前，手里拿着件小小的棉袄，见了我就笑，说：“张大哥，你看我给弟弟带棉袄来了，可他总说还冷……”
醒来时浑身是汗，窗纸已经亮了。我起身去灶台烧水，刚划燃火石，就见灶膛里堆着的柴禾不知何时变成了一堆松针，正是那种带着焦黑边缘的。火苗舔上去，松针“噼啪”爆响，冒出的烟竟是青黑色的，缠在灶口不肯散，那股脂粉香又飘了过来，比昨夜更浓了些。
我这才意识到，不是谁在捣鬼。这墓园里，怕是真的不干净了。
接下来的几日，怪事越来越多。白日里还好，太阳一斜过西墙，就开始不对劲。我放在床头的布鞋，夜里总会跑到门口，鞋尖朝外，像是有人穿着它出去过；挂在墙上的蓑衣，第二天会变得湿漉漉的，却拧不出水来，凑近了闻，能嗅到松脂的腥气；最吓人的是，每到亥时，就会听到有人在窗外梳头，“沙沙沙”的，梳子刮过发丝的声音清清楚楚，可我扒着窗缝往外看，只有老松的影子在月光里晃，像个弯腰梳头的女人。
我找了镇上的刘半仙，他捏着罗盘在墓园转了三圈，脸色越来越白，临走前塞给我一道黄符，说：“这坟地里有个枉死的姑娘，怨气重得很，她不是冲你来的，是借你的地方等个人。你最好别多管闲事，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她怨气散了，自然会走。”
我把黄符贴在门楣上，那晚果然没听到梳头声。可第二天一早，黄符就变成了灰，窗台上的青瓷碗里，不知何时盛满了松针，针脚朝上，把碗口堵得严严实实。
到了第十四天夜里，我正坐在灯下补袜子，忽听“哐当”一声，门闩自己掉了下来。夜风卷着雾涌进来，吹得灯苗剧烈摇晃，墙上的影子扭曲成各种怪形状。我抓起柴刀站起来，就见那月白衫子的姑娘站在门口，这次看得真切，她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却红得吓人，发间的红线绷得笔直，垂在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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