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四月，朝廷任命幽州牧刘虞为太傅，但因为道路堵塞，任命的消息最终没能送到。在此之前，幽州地区连接着塞外，费用开支很大，每年都要从青州、冀州征收的赋税中拿出两亿多来补贴。当时各地交通断绝，物资运送不过来，但是刘虞穿着破旧的衣服，草鞋，吃饭也不吃两种以上的肉，一心推行宽松的政策，鼓励督促百姓从事农桑生产，开放上谷与胡人的贸易市场，发展渔阳的盐铁产业，百姓生活愉快，粮食丰收，一石谷只要三十钱。青州、徐州的士人百姓来幽州避难的有一百多万，刘虞都收留并安抚他们，帮他们安顿下来，让他们有谋生的手段，这些流民都忘了自己是来避难的。
五月，司空荀爽去世。六月辛丑日，任命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种拂是种邵的父亲。
董卓派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毋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去安抚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劝解袁绍等人。胡毋班、吴修、王瑰到了河内，袁绍让王匡把他们全抓起来杀了。袁术也杀了阴修，只有韩融因为有名望德行，才幸免于难。
董卓废掉五铢钱，重新铸造小钱，把洛阳和长安的铜人、钟虡、飞廉、铜马等铜器都拿来铸钱。从此物价飞涨，一斛谷竟然涨到几万钱。
冬天，孙坚和下属们在鲁阳城东聚会喝酒，董卓的几万步兵和骑兵突然来了。孙坚还在依次给大家敬酒，谈笑自如，同时有条不紊地整顿部队，让大家不要慌乱。后来董卓的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才慢慢起身离席，带着大家有序地进入城中，然后说：“刚才我不马上起身逃跑，是怕士兵们互相踩踏，大家就进不来了。”董卓的军队看到孙坚的部队很整齐，不敢进攻，就回去了。
王匡驻扎在河阳津，董卓派兵袭击，把王匡打得大败。
左中郎将蔡邕提议：“从孝和皇帝以下，庙号称‘宗’的，都应该去掉，以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中郎将徐荣向董卓推荐了同郡的前冀州刺史公孙度，董卓任命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公孙度到任后，用法令诛杀了郡里一百多家有名望的豪强大族，郡里的人都吓坏了。然后他向东讨伐高句丽，向西攻打乌桓，还对他亲近的下属柳毅、阳仪等人说：“汉朝的国运就要到头了，我要和你们一起谋划称王的大事。”于是他把辽东郡分成辽西、中辽两个郡，分别设置太守，还跨海收复了东莱的各个县，设置营州刺史。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建立汉朝太祖、世祖的庙宇，以皇帝的名义，举行郊祀天地的仪式，亲自耕种藉田，乘坐鸾路车，设置旄头、羽骑等仪仗。
评论
初平元年的这段历史，像一幅乱世众生相：有人借讨卓之名行割据之实，有人在废墟中艰难立足，有人在空想中错失良机。从中央权威崩塌到地方势力洗牌，每一个事件都在加速“东汉”向“三国”的蜕变，其中的生存逻辑与权力博弈，至今仍发人深省。
孙坚的崛起：乱世“丛林法则”的践行者
孙坚的行动最直接地展现了乱世的生存密码——实力即正义，暴力定规则。他以“坐无所知”的罪名袭杀荆州刺史王睿，又因“不给军粮”诱斩南阳太守张咨，看似蛮横，实则精准击中了旧秩序的软肋：当朝廷权威失效，地方官的合法性不再来自“朝廷任命”，而来自“能否满足强者需求”。
孙坚的“成功”具有示范意义：
他用杀戮立威，让“郡中震栗，无求不获”，迅速从长沙太守扩张到“众数万人”，证明在秩序真空期，暴力是最高效的资源整合手段；
他主动依附袁术（“与袁术合兵”），换取“破虏将军、豫州刺史”的名分，说明军阀需要“朝廷”或“盟主”的招牌来包装自己的武力，哪怕这招牌早已名存实亡；
袁术因孙坚而“得据南阳”，则暴露了联盟的本质——强者借弱者的名义扩张，弱者靠强者的武力生存，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将成为日后诸侯割据的常态。
刘表的立足：传统士大夫的乱世生存术
与孙坚的“武力破局”不同，刘表单骑入荆州，靠的是对地方势力的精准拿捏与传统治理智慧的结合，为士大夫在乱世立足提供了另一种范式：
他首先拉拢本土精英（蒯良、蒯越），承认“宗贼盛、道路梗塞”的现实，避免了外来官员的“水土不服”；
采纳蒯越之计（诱杀宗贼帅五十五人，取其众），用雷霆手段清除地方割据势力，又以“镇抚郡县”安抚民心，做到了“威恩并施”；
选择襄阳为治所（“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占据荆州地理中枢，为后续“传檄而定八郡”奠定基础。
刘表的成功说明：即便在乱世，“合法性”仍有价值。他的“荆州刺史”身份、与本土士族的合作、对“仁义”的标榜（蒯良的建议），都让他的统治比孙坚的“纯武力”更具稳定性。但这种依赖士族、侧重防守的模式，也为后来的“荆州之失”埋下伏笔——当更强的武力（曹操、刘备、孙权）到来时，士大夫的“平衡术”往往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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