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曹尚书陆瑁上疏说：“北方的魏国和咱们接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趁机进攻。咱们之所以要渡海去求马，对公孙渊好言好语，是为了解决眼前的急事，除掉心腹大患。可现在却放弃根本，去追求细枝末节，舍弃近处的危险，去管远处的事儿，因为愤怒就改变计划，冲动地调动大军，这正是狡猾的敌人想看到的，可不是咱们吴国最好的计策啊。而且用兵的方法，讲究用功劳和劳役让敌人疲惫，用我方的安逸等待敌人的疲劳，得失之间，差别可大了。再说沓渚离公孙渊那儿，路途还远着呢，等咱们到了岸边，兵力得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强壮的去进攻，一部分得守着船，还有一部分得运粮食，人虽然多，但没办法都用上。再加上士兵们要背着粮食步行，深入远方，敌人那边马多，随时可能半路拦截。要是公孙渊狡猾奸诈，和北方的魏国还没断绝关系，咱们出兵的时候，他们互相支援；要是他真的孤立无援，害怕得四处逃窜，也可能一时半会儿消灭不了他，要是上天的惩罚迟迟不能在北方实现，山中的贼寇再趁机捣乱，恐怕这不是周全的长远考虑啊！”吴国老大还是没答应。陆瑁又再次上疏说：“战争这事儿，以前是在奸雄被除掉，天下太平的时候，在朝堂上从容地商议，用多余的精力去讨论的。可现在中原大地局势动荡，天下各方势力交错，这种时候，咱们得先巩固根本，珍惜人力和物力，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舍弃近处的隐患，去管远处的事儿，让军队疲惫不堪的。以前尉佗叛逆，僭越称帝，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富足，可汉文帝还是觉得远征不容易，只是下诏告诫他而已。现在凶恶的敌人还没消灭，边境还很紧张，不应该把公孙渊当成首要目标。希望陛下能克制怒气，采用良计，暂时让军队安宁，暗中谋划，以后再做打算，那天下就太幸运了！”吴国老大这才打消了念头。
评论
青龙元年（公元233年）的历史记载，集中展现了三国中期魏、吴、辽东三方的博弈与内部矛盾，事件背后的决策逻辑与历史教训极具典型性：
吴国对辽东的外交闹剧：短视与执念的双重败笔
公孙渊向吴称臣本是权宜之计（畏惧曹魏征讨而寻求外援），但孙权却将其视为“天下归心”的象征，不顾顾雍、张昭等满朝大臣反对，派遣张弥、许晏率万人使团携重金封公孙渊为燕王。这场外交决策的荒诞性体现在三点：
对局势的误判：公孙渊地处辽东，夹在魏、吴之间，向吴称臣仅是缓兵之计，孙权却视作“破魏”的契机，忽视其“背魏惧讨”的本质；
对风险的轻视：张昭直指“若渊改图，两使不反，取笑天下”，孙权却被“燕王”册封的虚名冲昏头脑，甚至以刀威胁劝谏者，暴露了其晚年刚愎自用的倾向；
代价的惨重：公孙渊果然斩杀吴使、献首曹魏，吴国不仅损失万人军队与巨额珍宝，更沦为天下笑柄。孙权震怒欲亲征，又被陆逊、薛综、陆瑁等人以“海途凶险”“北寇（曹魏）为患”“辽东贫瘠不可守”等理由劝止，最终只能吞下苦果。
这一事件本质是吴国“偏安江东却渴望中原正统”的矛盾体现：孙权既想通过册封辽东彰显“天命所归”，又无力突破曹魏的地缘封锁，最终因执念与虚荣酿成外交灾难。
曹魏与鲜卑的博弈：边患与决策的平衡
轲比能诱降步度根、试图统一鲜卑各部，对曹魏北疆构成威胁。并州刺史毕轨不顾明帝“勿越塞过句注”的诏令，贸然出兵追击，导致苏尚、董弼战死，步度根彻底叛投轲比能，反而加剧了边患。这一事件反映出曹魏边疆治理的两大问题：
地方与中央的战略分歧：毕轨急于立功，忽视鲜卑“以游牧为生、善机动”的特点，违背明帝“稳守待变”的策略，暴露了地方将领对边疆复杂性的认知不足；
鲜卑统一的威胁：轲比能是东汉末年鲜卑最有能力的首领，其整合鲜卑各部的举动直接威胁曹魏北疆安全。明帝最终派秦朗率中军征讨，虽暂时逼退轲比能，但未能根除隐患（轲比能后被刺客刺杀，鲜卑才再度分裂）。
曹魏的应对虽有波折，但最终通过“中央军介入+分化瓦解”的方式稳住了边疆，体现了其作为中原正统政权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成熟性。
其他事件的隐喻：祥瑞与权力的符号化
“青龙见井”与改元：明帝因“青龙出现在摩陂井中”而改元“青龙”，本质是通过祥瑞符号强化皇权合法性。此时曹魏虽已代汉，但仍需借助“天人感应”的传统观念巩固统治，反映了古代皇权对“神权”的依赖；
公孙渊的投机本质：公孙渊既接受吴的册封，又斩杀吴使讨好曹魏，最终被魏封为乐浪公，其反复无常的行为正是三国时期“边缘势力”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典型写照——以投机换取短暂存续，却也为日后被司马懿剿灭埋下伏笔。
总结：三国中期的战略相持与内部调整
青龙元年的事件集中体现了三国中期的特点：吴、魏、辽东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各方都试图通过外交或军事手段打破平衡，却因决策失误或实力限制难有突破。吴国的外交失败暴露了其“偏安心态”与“扩张野心”的矛盾，曹魏对鲜卑的应对则显示其边疆治理的经验与教训，而公孙渊的投机则成为大国博弈的注脚。这一时期，没有一方能彻底打破僵局，各方更多在“试错”中调整策略，为后期司马氏崛起与三国归晋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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