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影视作品和小说当中，有些皇帝为了能够美化盛世或者坐稳皇位，经常会出现特赦天下的情形。这就会给大家一个误导，只要皇上同意，随时可以不管任何人犯了任何罪都可以赦免罪状。
拜托，你用脑子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如果真能赦免所有人，那造反呢？谋逆呢？暗杀呢？难道也能赦免？
如果大家有印象，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也是赦免过一批人的，但是这些人都是经历了多年的劳动，且犯罪情节轻微才被赦免，根本就不可能不顾法理。
要知道，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依法治国就是任何朝代的立国之本，皇权纵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在形式上，还是要维护法理的主导地位，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国本，从上到下都要讲法。
赦免是制度性动作，不是个人喜好。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确实拥有极高的权力，理论上“君权神授”、“朕即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赦免任何人。赦免是帝制国家中特有的制度安排，有严格的法律程序、适用范围和政治目的。皇帝发布赦令，往往需要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议，再由尚书省执行。赦免形式上是皇权的展示，实质上是朝廷高层政治博弈的一部分，必须符合法度，合乎时宜。
而且，每一次赦令的出台，都伴随着一整套律文细则的规范，不是一个“朕高兴”就能搞定的简单决策。赦免行为不仅牵涉法律本身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更关系到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随意赦免反而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司法公信力的崩塌。
在封建时代，大赦常与重大政治事件捆绑：新皇即位、战乱平息、皇帝大婚、太子册立、皇子诞生等节庆或政治转折才可进行。如《唐六典》所记，赦令只能在“登基改元、建太子、立皇后、太后崩、平大逆、诸王进封”等特定场合颁布，并须朝中公卿集议，甚至要讨论赦令范围、赦免条款、不得赦者。
以汉朝为例，刘邦称帝之初便有“大赦天下”，但他之所以敢下令，是因为秦末战乱，社会极度动荡，需要一纸赦令稳定人心；但即使如此，刘邦仍设有不赦名单，如项羽残党、暴政官吏等。因此，赦免不仅是政治手段，更是国家治理工具，使用频率必须谨慎，一年甚至几年一次才算正常。
赦令不是“无差别清洗”，有严格的赦免禁区。任何朝代的赦令都不是全员“通吃”，都设有明确的“赦外”条款。例如《隋书·刑法志》中就指出：大赦不适用于“十恶”之罪（如谋反、大逆、恶逆等），也不适用于故意杀人、强奸、谋叛等重罪。即便普通犯罪，如盗贼、贪污等，也经常设定“有定罪日”“有赃证”“主犯不赦”等限制。
唐代《唐律疏议》明确写道，赦令执行时，律文规定需核实身份、核查案卷、验明主从、确认罪名才可赦免，若“滥赦不当者，承办官吏亦将受罚”。赦免不是宽泛容忍，而是制度性“减压阀”，其边界感极强，不容随意跨越。
赦免需官署执行，不是皇帝“随口一说”。皇帝口谕并不等于赦免立即生效，赦令需由中书省撰写文本，经门下省审议，确认文字合法后加盖御玺。赦文格式讲究“礼、法、文”三结合，必须引用经典，展示德意，还要规定实施办法，明确各级官府的执行职责。
以唐朝为例，大赦的施行，要由尚书省下达到地方，再由县、郡、州官执行赦免程序。期间需登记赦免人员、审查案卷、记录赦免时间与原因。没有文件流程支撑，仅凭皇帝说一句“饶他一命”，不仅无效，还容易被认为是“枉法私恩”，甚至导致法度崩坏。
史书上偶有皇帝临时赦人，比如清朝乾隆帝在南巡途中赦免某地孝子、义士，但这类赦免一般经过陪驾大臣记录，再由吏部、刑部备案，并颁布正式赦令。也就是说，即使是“口谕”，也必须转化为文书档案，否则地方无法操作。
尤其是死刑类案件，必须经过“三复奏”制度，即审判官先议判，地方政府二次审理，再由刑部奏请皇帝，最后执行。皇帝如果口头说“赦此人”，但未下正式赦令，地方不得擅改，否则便是“违制”，轻则降级，重则抄家。
赦免不全是“宽仁之德”的体现，更多时候是政治策略。比如汉武帝在“巫蛊之祸”后赦免大批冤狱，是为了恢复朝廷威信；唐玄宗“安史之乱”中多次赦免投降将领，是为了分化叛军；明太祖则会在边疆“招抚叛将”时，以赦令为手段，稳住地方。
赦免的政治性，远大于情感因素。皇帝不会因为“心软”就随便赦人，更不会听个小故事或看几滴眼泪就放人一马。那些“感天动地”“青楼义女救囚父”的桥段，只能用在话本小说里，真实历史中，如果没有配套的政治考量，赦令不可能出台。
皇帝赦免之后，并非“案卷即销”。历代王朝都有赦后登记制度，将赦免者列册归档，留作后查。唐代的“赦文簿”就详细记载了每次赦免的背景、条款、适用人群、案件编号；清代则设有“赦后察访”制度，由督抚派员抽查是否有人冒名赦免，或赦后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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