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停稳，我下了车，风从街口斜吹过来。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活动提醒——今天下午三点，城市音乐人交流会。
我没回消息，只是把外套拉紧了些。昨天整理好的U盘还在包里，但我知道，现在要走的不是一条靠证据突围的路，而是得让自己真正站进这个圈子。
签到处排着几个人，我递上邀请函，工作人员核对后递来一张胸牌。名字印得很小，单位那一栏写着“自由音乐人”。我把它别在胸口，走进会场。
大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有抱着吉他调试音色的，也有围在一起讨论编曲的。我端着一杯水站在角落，听见身后两个声音低了下来。
“这就是那个姜美丽？”
“听说粉丝闹得挺大，公司差点压不住。”
我没有回头，只是低头看了眼自己的鞋尖。脚步声没有靠近，那些话也没有再说下去。
我抬脚往茶歇区走。咖啡机正在出水，蒸汽声盖住了周围的杂音。一个穿黑色夹克的女人坐在旁边的高脚凳上，手里拿着一把小扳手，正调整吉他弦轴。
我认得她。纪录片里她说过一句话：“音乐不该只在录音棚里活着。”
我端着杯子站到她旁边，等她忙完才开口：“你那天说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得。”
她抬头看我，眼睛很亮。
“我也想写出能让人听见心跳的歌。”我说。
她笑了下，把扳手收进包里。“那你来对地方了。”
她叫林知遥，独立乐队主唱，做城市题材的原创音乐。我们聊了十分钟，从街头采样说到现场演出的真实感。她说他们的新专辑正在找人合作一段女声，问我有没有兴趣听小样。
我点头，她当场打开手机播放了一段旋律。节奏缓慢，背景里有地铁报站和雨声。副歌部分空了一段，像是特意留出来的。
“我觉得你的声音能填进去。”她说。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主持人就请所有人入座。圆桌讨论开始，主题是“当下青年音乐人的表达困境”。
轮到年轻创作者发言时，我举了手。
我说我想写普通人的故事，把那些不会被聚光灯照到的生活唱出来。话没说完，一位戴眼镜的作词人打断了我。
“听众要的是共鸣，不是复刻现实。”他说，“你得提炼情绪，不能只是讲故事。”
我握了下杯子，继续说：“可如果连真实都不敢提，我们唱的痛还是真的吗？”
现场安静了几秒。
林知遥在另一侧开口：“我觉得她问得没错。为什么非得先学会包装自己，才能被听见？”
有人开始点头。讨论方向慢慢变了，话题转向“真实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结束后，一个戴耳钉的男人走过来，递给我一副耳机。
“刚才那段话有意思。”他说，“我在做菜市场的声音采样，加电子节拍，你要不要听听？”
我接过耳机，一段吆喝声混着鼓点冲进耳朵。卖豆腐的大姐喊着“热乎的”，后面跟着合成器的低频震动。我脱口而出：“这就像我家楼下早市！”
他笑了：“那就对了。”
我们互加了联系方式。他叫陈原，独立编曲人，常在livehouse做实验性演出。他邀请我参加下个月的一场联合专场，说可以让我试一段即兴演唱。
我答应了。
中午休息时，我翻开手机备忘录，把刚才的名字和事由记下来。林知遥、陈原、纪录片导演张磊……已经有四个联系方式。
下午是自由交流环节。我主动找了几个在现场做录音工作的技术人员聊天。大多数人态度客气，但也有人直言不讳。
一位资深录音师听完我的介绍后说：“你嗓音条件不错，缺的是作品厚度。没人会为一个新人暂停流程去打磨专辑。”
我没反驳，只问：“如果我能拿出完整的demo，您愿意听吗？”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当然。”
我认真记下他的建议，包括录音前的呼吸控制和段落衔接处理方式。他还推荐了一个混音工作室，说他们接独立音乐人的项目。
快到傍晚时，我已经和五个人有了实质联系。林知遥约我下周去排练室碰面；陈原发来了演出档期；张磊想用我的声音做一部城市纪录片的主题吟唱；还有两位幕后制作人留下邮箱，说可以看看我未来的作品。
我坐在会场外的台阶上，把所有信息整理进手机。夕阳落在对面楼顶，玻璃幕墙反着光。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可以一起做事的人”。
起身准备离开时，手机响了。是关毅的助理，问我活动是否顺利，有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我说遇到了几个，聊得不错。
她顿了下，说关毅早上开会提到，最近圈子里有人说起我，语气不太一样了。
我没多问，只说我知道了。
走到地铁口，我打开社交平台。一条新通知跳出来——林知遥发了朋友圈，只有一句话：“今天遇到一个敢说真话的歌手。值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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