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席上，姜瑜蓉的身体止不住地微微颤抖。
赵爱国说的那些是她七岁那年，也是她人生从“灰暗”彻底坠入“地狱”的分界线。
很多人都以为姜建云是她的弟弟，毕竟是后妈带来的。但只有姜家自己人知道，这个所谓的“弟弟”，其实比她还要大上三个月！
这是一笔只有上一辈人才清楚的烂账。
当年，刘翠芬才是姜大勇的初恋情人，两人早有一腿。只是后来刘家做生意发了迹，举家搬去了县城，刘翠芬看不上还在镇里混日子的姜大勇，两人这才断了联系。
姜大勇这才娶了姜瑜蓉的生母。
可谁能想到，刘翠芬肚子争气，那时候就已经怀上了姜大勇的种！
后来刘家生意败落，刘翠芬未婚生子，带着个拖油瓶在县城不好嫁人，走投无路之下，索性带着孩子杀了个回马枪，回上洋镇找到了姜大勇。
当姜大勇得知自己竟然有个大胖儿子流落在外时，那张重男轻女的脸简直笑开了花。
他二话没说，回家就跟姜瑜蓉的生母提了离婚。
姜瑜蓉的亲妈也是个烈性子，眼看丈夫心都不在了，外面还有了私生子，当场签字画押，走得干脆利落，甚至连姜瑜蓉这个“赔钱货”都没多看一眼，直接净身出户，从此杳无音讯。
也就是从刘翠芬带着“太子爷”姜建云进门的那一天起，姜瑜蓉的日子变了。
以前亲妈在的时候，顶多是父母冷漠，不管不问，吃的少点，用的旧点。
但后妈进门后，那是把她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起初几年，姜瑜蓉还会哭，会闹，会反抗。
但每一次反抗，换来的不是讲道理，而是姜大勇那如同雨点般落下的皮带，和刘翠芬阴恻恻的饿饭惩罚。
“不听话？那就打到听话为止！”
在无数次被打得皮开肉绽，被关在漆黑的柴房里饿得啃生红薯之后，她终于“学乖”了。
什么叫“学乖”？
就是大冬天的凌晨两点，姜建云打游戏饿了，一脚踹开她的房门。她得立马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披着单薄的外套，在冰冷的厨房里生火、烧水，给那位“大少爷”煮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面。
哪怕手冻得拿不住筷子，哪怕困得睁不开眼，她也得站在旁边伺候着，看着姜建云吃完，再把碗刷干净，才能回去接着睡。
就是姜建云在外面惹了祸，把别人的玻璃砸了。回家后姜大勇问起来，她得主动站出来说是自己干的，然后替那个“哥哥”挨一顿毒打。
就是每到夏天，刘翠芬嫌电费贵，不准她开风扇。她得拿着蒲扇，整夜整夜地坐在床边给继母和姜建云扇风，直到手腕酸痛得抬不起来，直到他们发出鼾声，她才能在闷热的小隔间里稍微眯一会儿。
就是姜大勇喝醉了酒，心情不好，把刚做好的饭菜掀翻在地。她不能哭，不能躲，得第一时间跪在地上，把那些混着玻璃渣的饭菜一点点收拾干净，还得赔着笑脸说：“爸，是我没端稳，您别生气，我这就去给您重新做。”
就是明明学校发了奖学金，她还没捂热乎，就得主动上交给刘翠芬，还得编个理由说：“妈，这是我给家里买菜的钱，您拿着。”哪怕她知道，这笔钱转头就会变成姜建云的新球鞋，或者是刘翠芬牌桌上的赌资。
所谓的“学乖”，就是把自己活成一个没有尊严、没有痛觉、只会讨好和顺从的影子。
在这个家里，她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成为他们的出气筒和免费保姆。
就在姜瑜蓉陷入痛苦回忆时，被告席上的姜大勇突然扯着嗓子叫嚣起来。
“法官！法官你听见没有！”
姜大勇指着证人席上的赵爱国，一脸的得意洋洋。
“老赵头自己都说了！也就是皮带抽两下，有些皮外伤！”
“连个轻伤都没有！怎么就叫虐待了？”
“哪家父母不打孩子？不打不成器！我们这就是正常的管教！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要是这都算犯法，那全天下的父母都得抓起来！”
姜大勇觉得自己很有理。
在他那贫瘠的法律认知里，只要没把人打残废，没缺胳膊少腿，那就是“家务事”，警察来了都管不着，更别说法院了！
“砰！！！”
柳吴梅手中的法槌再次重重落下。
“被告姜大勇！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现在是法庭调查阶段，没让你说话，就把嘴闭上！”
呵斥完被告，柳吴梅低下头，在庭审笔录上重重地画了一笔，心中却是冷笑连连。
无知者无畏。
这个姜大勇，显然是把法律上的“轻伤”，当成了生活中那种破点皮、流点血的“轻微伤”。
在司法鉴定标准里，“轻伤”可一点都不轻！
那是刑事犯罪的门槛！
一般伤情鉴定要到轻伤二级才够得上刑事犯罪里的故意伤害！
所谓的“轻伤二级”，别看轻伤两个字好像门槛很低，实际上上标准极其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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