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昆明的那天，雨是红色的。
不是夕阳染的那种红，是稠的，像放久了开始发黑的血，从铅灰色的天上淅淅沥沥往下淌，把车窗糊成一片模糊的暗红。
雨刮器有气无力地左右摇摆，刮开一道，立刻又被新的红色覆盖。外面的街道，熟悉的梧桐树，灰白的楼房，全蒙在这层诡异的颜色后面，看不真切。
我靠在出租车后座，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车里有一股劣质香薰的味道，混合着潮湿的霉味，闷得人想吐。
司机是个干瘦的中年男人，一直很沉默，只有收音机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偶尔窜出一两句听不清的戏曲唱腔，又很快被杂音吞没。
行李只有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旧行李箱，此刻就放在我脚边。带走的东西很少，大部分都扔了，或者就那么留在那间即将不属于我的小屋里。
带走的，是几件衣服，一些零碎，还有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记忆，丈夫和小三在我的床上操逼，我们已经分居三年，我在外租房三年。直到今年，公司将我裁员，父母离开了我，我终于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将大部分的财产判给了我。
这个城市，我爱过，笑过，最后只剩下满心的破洞，往外漏着风，嘶嘶地响。走吧，走了就好，离开这片伤心的泥沼，到哪里都行，只要不是这里。
车子拐过一个熟悉的街角，那条我们一起走过无数次、路边有家很好吃过桥米线的小巷，现在浸在红雨里，安静得像一幅褪色的鬼片布景。心里那点麻木的钝痛，又开始细细地磨。
忽然，司机开了口，声音干涩，像是很久没说话：“小姐，去火车站？”
“嗯。”我懒得抬眼。
他没再问，车里又只剩下雨点敲打车顶的啪嗒声，还有引擎低低的呜咽。安静得让人心慌。我透过后视镜，能看见司机小半张脸，皮肤黝黑，皱纹很深，眼睛一直看着前方的路，但又好像没在看路。
又开了一段，离我住的那片老旧居民区越来越远，离火车站越来越近。雨似乎小了点，但那红色丝毫没淡，反而因为天色渐晚，更显出一种沉郁的、不祥的暗红，整个世界都泡在一盆血水里。
然后，司机冷不丁又说话了。这次，他慢慢转过头，从后视镜里，直勾勾地盯着我。镜子里，他的眼睛浑浊，带着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探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惧？
“小姐，”他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动什么，“你背上……趴着个东西。”
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
背上有东西？
我下意识想扭头看自己的肩膀，脖子却有些僵。车厢里昏暗，只有仪表盘发出幽绿的光，映着司机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他还在盯着我，从镜子里。
几秒钟的死寂。然后，我扯了扯嘴角，想笑，却只发出一点气声。这算什么？玩笑？恐吓？还是这城市看我狼狈离开，最后还要给我一下？
“师傅，”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没什么力气，“这城市……连告别都要吓我最后一次吗？”
我说完，转开视线，重新看向窗外流动的、模糊的红色街景。心脏在胸腔里迟钝地跳着，没有加快，只是觉得更累了，累到骨头缝里都透着凉气。连这种低级恐吓都来了，真是……够够的。
司机没再说话。他只是深深地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复杂，有疑惑，有畏惧，还有一点别的什么，我看不懂，也不想懂。然后他转回头，紧紧闭上了嘴，双手用力握住方向盘，指节有些发白。车速似乎加快了一点。
接下来的路程，沉默像一块湿透的厚毯子，裹住了车厢。只有红雨敲打的声音，持续不断，单调得令人心烦意乱。我偶尔瞥向后视镜，司机再也没看过我，他的背绷得笔直。
火车站到了。雨还在下，红得触目惊心。我付了钱，拎着沉重的箱子下车。冰冷的、带着铁锈腥气的空气扑面而来。司机没有立刻开走，他在车里，透过满是红痕的车窗，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后背莫名一凉。然后他一脚油门，出租车碾过积水，迅速消失在红蒙蒙的雨幕里。
我站在原地，雨丝落在脸上，冰冷黏腻。背上趴着个东西？我摇了摇头，甩掉那点不自在，拖着箱子，汇入火车站广场上稀疏而匆忙的人流。每个人似乎都行色匆匆，低着头，躲避着这诡异的红雨，没有人多看别人一眼。火车站巨大的霓虹灯牌在红雨里晕开一片迷蒙的光，像个疲惫的独眼巨人。
候车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混合着广播声、孩子的哭闹、大人的呵斥，各种气味混杂。这里的灯光是正常的白炽灯，照得一切惨白，反而让人更觉得外面那铺天盖地的红不真实，像一场集体的幻觉。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箱子放在脚边，抱着手臂，看着大屏幕上跳动的列车信息。
离开，离开就好。我反复告诉自己。背上有什么，都不重要了。等车开起来，把这一切都抛在后面，连同那些好的坏的，笑的哭的，还有这该死的红雨，全部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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