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停下脚步，松开我的手。“从这儿下去，就能听到你家人叫你的声音了。”她说，声音轻得像耳语。
“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问了一次，“明天我还来这儿找你。”
她还是没回答，只是又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开。我站在那里，看着她提着灯笼渐渐走远，那点橘黄色的光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在黑暗的树林里。
“阿明……阿明……”远处传来呼唤声，是我母亲的声音。
“我在这儿！”我大声回应，眼泪突然涌了出来。
那晚，当我终于被父亲抱在怀里时，全村的人都围了上来。他们说我失踪了整整六个小时，所有人都在找我。我说了小女孩和灯笼的事，但大人们只是交换着眼神，说我受了惊吓，做了梦。
“山上从来没有小女孩。”爷爷摸着我的头说，“不过你平安回来就好。”
“可是大顺……”我哽咽道。
“大顺自己回来了，”父亲拍拍我的背，“太阳落山它就自己走回家了。”
我既庆幸大顺平安，又困惑不已。但我知道那不是梦。我手心里还残留着她冰凉手指的触感，鼻子里还闻得到那盏灯笼特有的、淡淡的松香味。
从那天起，每个周末去放牛，我都会偷偷从家里带一个饭团。那是我们山里孩子最好的零食了——白米饭捏成团，有时候中间会夹一点咸菜或者火腿肉。我总是把最好的那个留下来，用干净的布包好，藏在怀里。
我会去那个岔路口等，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大顺在我旁边安静地吃草，偶尔抬头看看我，仿佛理解我在等待什么。阳光从树叶间洒下，在地上画出斑驳的光影；风吹过树林，发出沙沙的声响；鸟在枝头跳跃鸣叫。一切都那么平常，那么宁静，仿佛那晚的诡异景象只是一场噩梦。
可是她再也没有出现。
有时候，我会幻想她突然从某棵树后走出来，提着那盏小灯笼，对我浅浅地笑。我会把饭团递给她，然后我们可以坐在树下聊天，像所有孩子一样。但这幻想从未成真。
随着我长大，去山上等她的次数越来越少。十一岁那年，父亲病了，我得帮家里干更多的活。十三岁，我到镇上念初中，每两周才能回家一次。但我仍然会在每个能去山上的机会，带一个饭团去那个路口坐一会儿。大顺也越来越老了，走路更慢，眼睛开始浑浊。
初中毕业那天，我拿着成绩单回家。我是班里第一名，老师说我如果继续读高中，以后能考上重点大学。但那晚，我听见父母在屋里低声说话。
“......家里就这点钱了，你身体又不好......”
“可娃儿读书好......”
“我知道，但我们连一学期的学费都凑不够......”
我没有敲门进去，只是默默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和八岁那晚一样清冷。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提灯笼的小女孩，想起她单薄的背影，想起她眼中的寂寞。
“如果你在，你会对我说什么呢？”我哭了，对着空气轻声问。
第二天，我对父母说我不读书了，要去打工。离家的前一天，我最后一次上山放牛，带了一个特别大的饭团，里面夹了很多火腿肉。大顺似乎知道我要走，用头轻轻蹭我的手。
我在那个路口坐了很久，久到太阳开始西斜。
“我要走了。”我说，不知道在对谁说，“去很远的地方。可能很久都不会回来了。”
风吹过树林，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回应。
“谢谢你那晚帮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我留下饭团，用干净的树叶包好，放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转身离开时，我好像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叹息，但回头看去，只有被风吹动的树叶和渐渐拉长的影子。大顺跟在我身后，走得很慢，仿佛它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城市和山里是两个世界。工地上的喧嚣、尘土、机械的轰鸣，这一切都让我无所适从。我睡在工棚里，二十个人挤在一个房间，汗味、烟味、脚臭味混合在一起，夜晚的鼾声此起彼伏。
我像个影子一样活着，白天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工棚。每个月最开心的时候是发工资那天，我把大部分寄回家，只留一点点给自己。
时间一年年过去，我从一个瘦弱的少年变成了皮肤黝黑、手掌粗糙的男人。工地上来来去去很多人，有些人赚了钱回老家娶妻生子，有些人转到别的城市，还有些人永远留在了工地上——我亲眼见过两次事故，鲜活的生命在一瞬间消失。
母亲在信里说，大顺在我离开后的第三年死了，老死的。它走得很平静，就在它常吃草的那片山坡上。爷爷把它埋在了后山，说它是头好牛，勤勤恳恳一辈子。
二十八岁那年，母亲托人给我介绍过一个姑娘。我们通了几次电话，她声音很温柔。但当她问起我的存款和城里有没有房子时，我沉默了。那之后，我再没联系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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