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房子大致修好了。墙补上了，屋顶换了新瓦，门窗也重新做了。虽然简陋，但总算能遮风挡雨。我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栀子花苗，不知道能不能活。
修好房子的那天晚上，我买了瓶白酒，炒了两个菜，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喝。父母的遗像被我擦干净了，他笑得很温和，就像小时候每次我考了好成绩时那样。
喝到半醉时，我忽然听见有人敲门。
不是院门，是堂屋的门。轻轻的，一下，两下，三下。
我以为听错了，这时间谁会来？但敲门声又响起，这次更清晰。
我放下酒杯，走到门边，透过门缝往外看。月光下，院子里站着一个人影。
“谁啊？”我问。
“阿强哥。”一个女声轻轻地说。
那声音很熟悉，但又很遥远，像从水底传来的一样。
我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长发及腰，脸色苍白。月光照在她脸上，我认出那双眼睛——眼角微微上挑，像杏核的形状。
“阿丽？”我不敢相信。
她点点头，笑了，笑容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哀伤。“阿强哥，你回来了。”
我请她进屋，手有些抖。二十年不见，阿丽似乎没什么变化，还是二十出头的样子，只是脸色太白了，白得像从未晒过太阳。
她坐在我对面的凳子上，双手放在膝上，姿势很端正。我给她倒茶，她摇摇头。“我不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这些年你在哪里？堂叔说你失联了，我以为你嫁到外地去了。”
阿丽垂下眼睛，看着自己放在膝上的手。她的手指很细，很白，在月光下几乎透明。
“我没嫁人。”她轻声说，“阿强哥，我已经死了十五年了。”
堂屋里忽然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以为听错了，或者是我喝醉了在做梦。
“你说什么？”
“我死了，十五年前。”阿丽抬起头，眼睛里没有泪，只有深深的悲哀，“我的魂魄飘了回来，一直在村里。只是之前太虚弱，没法显形。最近你回来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人气旺了些，我也恢复了些力量，你才能见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是真的，但眼前的阿丽那么真实，月光照在她身上，地上有淡淡的影子——鬼魂有影子吗？我不确定。
“怎么……怎么死的？”我的声音干涩。
阿丽开始讲述，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她也去了城里打工，不是广东，是南京。在服装厂做缝纫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住八个人的宿舍，吃最便宜的食堂。她省吃俭用，每个月往家里寄钱，梦想着攒够了钱，回来开个小裁缝店。
“那时候总想起你，阿强哥。”她说，“想你在广东过得好不好，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辛苦。”
第三年，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叫李建军。那人看着老实，对她也好。一个下雨的晚上，他送她回宿舍，路上说要带她去个好地方。
“我没多想，以为他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说话。”
李建军把她带到郊区一个废弃的工厂。在那里，他强奸了她，然后用一把屠宰刀开始分尸。
“他一边切一边唱歌。”阿丽的声音还是平静的，但身体开始微微颤抖，“唱《东方红》。他说他父亲最喜欢这首歌。”
我握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
李建军的父亲是军队高官。阿丽的尸体被切成两千多块，分散抛在南京各处。警察发现了部分尸块，但李建军很快被保护起来。证据“消失”了，证人“改口”了。两个坚持追查的年轻警察，一个出了车祸，一个“自杀”了。
“和我一起死的，还有好几个女孩。”阿丽说，“都是打工的，从农村来的。没人记得我们，就像我们从未来过这世界一样。”
她们死的时候很年轻，和我离家时差不多大。
“我的魂魄想回家，飘了三个月才回到柳塘。”阿丽终于流下眼泪，泪是透明的，在月光下像珍珠，“我看见我妈整天路，我爸三年后喝农药死了。我家房子卖了，弟弟带着我妈去了外地，再没回来。”
“我在村里飘了十五年，看着柳塘慢慢干涸，看着老人一个个死去，看着房子一栋栋空掉。有时候我想，为什么我要回来？回来看着这一切慢慢消失？”
我给她递纸巾，她摇摇头，眼泪自己消失了。
“我想报仇，当年根本没能力。”阿丽看着我的眼睛，“我修炼了十五年，聚集怨气，就是想去南京找李建军。但我发现我去不了——我的魂魄被束缚在这里，离不开柳塘超过十里。”
她停了一下，继续说：“除非有人带我出去。”
堂屋里，月光移动了一寸，照在父亲遗像的玻璃上，反射出一点微光。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阿强哥。我知道你也苦了一辈子。但昨天我看见你在院子里种花，认真的样子，和小时候一模一样。我就忍不住想……和你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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