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将作监叮当作响的工匠喧嚣、西园校场尘土飞扬的军事操练截然不同，位于南宫深处、东观之侧的“秘阁”，则是一片肃穆沉静的天地。此地原是皇家藏书之所，石室金匮，藏纳百家，如今被天子刘宏特旨划出部分区域，充作安置如李膺等被“禁锢”或边缘化的士林精英，以及进行机密议政之地。
时值午后，阳光透过高窗，在布满尘埃的光柱中投下斑驳的影子。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竹简和新鲜墨汁混合的独特气味。在一间宽敞的静室内，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激烈辩论，正悄然进行。
没有朝堂之上的剑拔弩张与礼仪拘束，但气氛之凝重，丝毫不逊色于德阳殿的大朝会。主持者，正是以刚直清誉闻天下、如今在秘阁中隐然为士人领袖的李膺。他须发已见斑白，但腰杆挺直，目光如炬，端坐主位，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度。
参与辩论的，除了卢植、蔡邕等已在朝中或秘阁任职的干才，还有几位是李膺特意从各地“请”来（或因其党锢背景被变相安置于此）的经世大家，皆精通算学、货殖或刑名之术。他们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柏木方案四周，案上铺满了写满数据的简牍、绢帛地图以及算筹。
今日议题，正是延续西汉昭帝时期那场着名的“盐铁之议”，探讨当今大汉的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核心经济国策之利弊与未来走向。这是刘宏给秘阁下达的重要课题之一，要求他们抛开成见，立足现实，为未来的经济改革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和可行方案。
“诸公，”李膺声音沉缓，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盐铁之利，国之命脉，自古皆然。然孝武皇帝时，桑弘羊之徒行均输、平准、盐铁专卖，虽充实国帑以应边事，然吏治不清，与民争利，弊端丛生，亦是史鉴。今日陛下锐意中兴，我等受命于此，当畅所欲言，务求寻一良策，既能富国强兵，又不至竭泽而渔，重蹈覆辙。”
他开场定下调子，既承认国家专营的必要性，也点明历史教训，要求探讨新路。
一位来自齐地、深谙盐业的老儒首先开口，语气激动：“李公所言甚是！盐乃民生必需，然官营之后，盐价高昂，质次量缺！盐吏如虎，盘剥灶户，百姓淡食，苦不堪言！老夫以为，当效仿先秦，开放民营，官府只课税赋，则盐价自平，民困自解！” 这是典型的“自由放任”派观点。
话音刚落，另一位曾在郡国管理过铁官的官员立即反驳：“荒谬！铁器关乎农事、军备，若放任民营，豪强必垄断资源，抬价牟利，劣铁充市，伤农误国！且一旦有事，朝廷如何迅速调集铁料铸造兵器？官营虽有其弊，然利在统筹！关键在于整肃吏治，而非因噎废食！” 这是坚定的“国家控制”派。
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渐趋激烈。卢植一直凝神静听，此时方才开口，声音不高，却条理清晰：“二位之言，皆有道理。然治国非执一端。植观近年来各地上报数据，”他指向案上一卷简牍，“官营铁坊所出农具，价格确高于市面私铁三成，然耐用程度亦超私铁五成以上。盐价亦然，官盐虽贵，然若计算私盐掺杂使假、短斤少两之弊，实则百姓每得纯盐一斤，所费相差并不如想象中巨大。”
他用数据说话，稍稍平息了双方的意气之争。蔡邕补充道：“伯喈曾考察各地，官营之弊，首在吏治。若能使盐铁之利，大部归国，小部惠及工匠灶户，并严刑峻法以治贪墨，则民怨可减。”
这时，李膺提出了他深思熟虑的方案：“故而，老夫思之，或可试行‘官民合营’之策。”
此言一出，满座皆静，等待他的下文。
“于盐业，可否将煮盐之事，仍交由民间灶户，官府设场统购其盐，定立标准，严查质量，再行发卖？如此，灶户得利，必用心煮盐；官府掌控渠道与定价，可平抑市价，杜绝奸商；更可从中抽取税赋，充实国库。”
“于铁业，则更需谨慎。矿山开采、大型冶炉，仍由官营，以确保军国重器。然铁器铸造，尤其农具、日常用具，可否准许民间匠户开设作坊，向官营铁坊购买生铁料，依官定规制铸造，经检验合格后，自行发卖？官府同样课税并监督质量。”
李膺的方案，试图在官营与民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引入一定的市场竞争和民间活力，同时保持国家对核心资源的控制。
“此策听起来虽好，”那位管理过铁官的官员质疑道，“然则如何定价？统购盐价若低，灶户不愿；若高，国库受损。生铁料售价亦是如此。且民间作坊为求利，难免偷工减料，监管成本极高！”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有的政策构想，最终都要落到具体的数字和执行上。
一直沉默核算着什么的卢植，此时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此则需精算。需测算每户灶户年均产盐成本、合理利润，以定统购之价。需核算官营铁坊生铁成本，加上适当利润及税赋，以定售价。更需建立一套严格的检验标准与抽查制度。此事非凭空想象，需大量实地调研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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