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米外那辆银色面包车跟着车流贴了上来。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划来划去，划出个扇形。车灯照在湿乎乎的地上，拉出两条晃晃悠悠的光带。
我靠在出租车后座，手指使劲按住太阳穴，脑袋疼得就像有人拿锥子在脑袋里搅。这可不是一般的疼，是金手指在使劲示警，越靠近那个地方，疼得越厉害。
司机从后视镜瞅了我一眼，说：“后头那车，一直没掉头。”
“我知道。”我小声说，“前面路口，左转进工业环线。”
他也没问为啥，直接踩了脚油门。轮胎压过积水，车身稍微滑了一下。我盯着前面的岔道口，三条车道在这儿分开，一条通物流园，一条去废弃厂区，还有一条是断头路，尽头是个垃圾转运站。这种地方监控少，路又七拐八绕的，最适合想办法甩掉后面的人。
面包车还在后面，距离没拉近也没拉远，也不超车。它不着急，是觉得能一直盯着我。可它跟得太稳了，稳得不正常。我这边车速稍微变一下，它马上就跟上，几乎没延迟。这哪是用眼睛能判断的距离，肯定装了追踪器，或者有人在前面通风报信。
我摸了摸外套内袋，存储卡还在。烟盒里的空白卡早扔垃圾桶了，真卡用防水膜包着，藏在鞋垫下面。现在他们不是看我身上有没有东西，而是看我要去哪儿。
车快到岔口的时候，我突然说：“加速，走左边辅道。”
司机一脚把油门踩到底，方向盘一打，车子冲上左边的坡道。轮胎打滑，车身转了半圈，我赶紧抓住车门扶手才稳住。从后视镜里看，面包车在原地刹住，没马上跟上来。
“停车，熄火，把车推到转运站后面去。”我掏出一叠现金塞给司机，“别开灯，别出声，推完你就走，原路回去，绕三个街区再回家。”
他点点头，也不多问。我们把车推到垃圾站后面的水泥墙后面，车头朝里，车牌和车身都看不见了。我下车的时候，把那张市北区的旧地图留在后座，折痕正对着“旧货市场”那个圈。
雨小了点，风却更冷了。我沿着墙根快步走，绕到厂区另一边。赵勇的无牌皮卡停在一堆废铁后面，车窗降了一半，他坐在驾驶座，手里拿着对讲机。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车没发动。
“他们跟丢了？”他问。
“暂时。”我闭上眼，金手指留下的画面还在脑子里闪——混凝土拱顶，通风口下面有个B - 7的标记，那个拿对讲机的男人抬头看了看天。画面断断续续的，但方向没错。他们已经到据点入口了，有人守着。
“走Z字路线，先绕拆迁区。”我说，“别走红绿灯多的路，躲开所有摄像头。”
赵勇点点头，轻轻踩了下油门。皮卡贴着墙边慢慢开出去，轮胎压过碎砖和铁皮，声音被雨声盖住了。我们拐了七个弯，三次从断墙中间的窄缝穿过去，最后停在一个没电的加油站前面。路灯都灭了，只有远处厂房的应急灯有点微光。
我下了车，没走大门，翻过塌了一半的围墙，顺着排水管爬到旁边三层楼的屋顶。我从赵勇手里接过夜视望远镜，趴在屋顶边上，调好焦距，看着来路。
十分钟过去了。那辆银色面包车出现在垃圾站附近，慢慢绕了两圈，副驾驶的人下了车，四处看了看。他动作不慌不忙的，很稳，左肩抬起来的时候有点歪，好像装了个金属支架。他既不用手机，也不用对讲机，就抬头看了看天，然后上了车，车子掉头，往城北开去。
我放下望远镜，滑下屋顶，回到皮卡旁边。
“他们去城北了。”我说，“以为我要从那边转车。”
赵勇递给我一瓶水，说：“你脸色难看。”
“头疼。”我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有点凉，顺着喉咙下去，脑袋里的胀痛稍微轻了点，“但他们以为我往北走，据点那边的防备会松点。”
“现在就去？”
“就现在。”我掏出手机，打开提前设置好的加密频道，输入简码：“雨停，鸟飞。”这是和李悦约好的信号，意思是可以恢复联系，能执行下一步封锁了。
手机信号格闪了一下，三秒后，收到回复。就两个字：“收到。”接着，信号断了，最后还有点杂音，就像电流被强行切断前的嗡嗡声。
李悦那边有问题。她回得太快，断得太急，那杂音不是自然干扰，肯定有人在监听，或者她的设备被盯上了。但她还是回了确认，说明她觉得这是唯一能回复的机会。
“她把B - 7外面的摄像头关了。”我说，“至少能争取二十分钟。”
赵勇发动车子，问：“走哪条路？”
“走南线，绕开老电厂。”我靠在椅背上，手指又按住太阳穴，“他们以为我去城北，想不到我从南边进去。而且南线有两条地下排水隧道，能躲开路上的监控。”
皮卡开出拆迁区，进了一片荒废的工业区。厂房一个挨着一个，铁门都锁着，招牌锈得不像样。雨又下起来了，不大，但一直不停。我盯着前面的路，脑子里的画面还在闪——那个穿黑夹克的男人，转身走进隧道，对讲机贴在耳边，说了句啥，听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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