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朱及第的讲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背景画面浮现出一个宦官形象的人物剪影。
“随着张太皇太后的离世和胡皇后的神秘死亡，”朱及第的声音带着一种揭示关键转折点的意味，“大明正统朝堂上，一个此前隐藏在宫墙阴影下的角色，开始迅速走向权力舞台的中央，他就是司礼监太监——王振。”
“王振此人的发迹，颇具传奇色彩。”朱及第介绍道，“他并非自幼净身入宫，而是原本是一名儒士，甚至担任过地方教育官员（学官）。后因犯罪或求富贵等原因自行净身，进入宫廷。因为他有文化底子，很快被派去侍奉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祁镇，担任东宫局郎。”
“正是这段陪伴成长的经历，成为了王振最大的政治资本。”朱及第点出了关键，“年幼的朱祁镇在深宫之中，缺乏玩伴和真正亲近的长辈，博学多识、又善于逢迎的王振，自然成为了小皇帝最信任、最依赖的‘先生’和伙伴。这种基于童年情感建立的信任，往往比任何政治联盟都更加牢固。”
朱元璋听到这里，脸色已经阴沉如水，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阉宦之祸，始于亲近！标儿，你都听见了？日后东宫侍从，尤其是内官，必要严加筛选，绝不可令其与储君过于狎昵！” 太子朱标连忙躬身称是。
李善长捻着胡须，沉吟道：“陛下，此獠竟由儒士自宫进身，心术已然不正。其以文墨侍奉幼主，恰投其所好，可谓处心积虑。后世之失，在于未能防微杜渐啊。”
“王振也确实有些能力，”朱及第并未完全否定他，“他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帮助小皇帝处理文书，讲解经史，甚至在张太皇太后和‘三杨’主政初期，还能表现出一定的谨慎和辅佐之意，一度博得了‘廉明’的评价。这使得他能够在复杂的宫廷环境中稳步上升，最终掌握了司礼监这个内廷最关键的要职，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批红’权。”
“然而，致命的转变发生在正统七年之后。”朱及第的语气变得凝重，“张太皇太后这座最大的‘刹车片’失效了。而与此同时，内阁的顶梁柱‘三杨’也因年迈相继去世或退出权力中心（杨士奇正统九年卒，杨荣正统五年卒，杨溥虽活到正统十一年但年老力衰）。新晋的内阁成员，无论是资历、威望还是能力，都远不及他们的前辈。”
朱及第展现出一幅权力对比失衡的示意图：“一边是羽翼日渐丰满、深得皇帝绝对信任、掌握批红权的内廷大珰王振；另一边则是威望不足、难以有效制约君权的文官内阁。此消彼长之下，明朝的政治天平开始剧烈地向内廷倾斜。王振逐渐独揽大权，排斥异己，甚至公然羞辱朝臣，不少官员见风使舵，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雏形。朝政决策，很大程度上开始取决于王振的意志。”
“完了！” 冯胜猛地一拍大腿，对身边的徐达低声道，“魏国公，你瞧见了没？主少国疑，老成凋零，内侍专权！那张太后和‘三杨’便是那鼎足，足折则鼎倾啊！”
徐达面色凝重地点点头，目光锐利：“关键是军权！但不知这王振，是否也将手伸向了五军都督府和京营？” 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军队的掌控权是否旁落。
朱元璋则冷哼一声，对李善长道：“善长，你听听！咱早就说过，制度再好，也抵不过人心鬼蜮！内阁、司礼监互相制约？哼，一旦皇帝信重一边，另一边就是虚设！归根结底，还是皇帝自己昏聩！”
“而就在帝国中枢权力结构出现严重问题的同时，”朱及第将视角转向更广阔的背景，“内外的危机也在不断累积。北方，瓦剌部在也先的领导下迅速崛起，统一蒙古诸部，对明朝边境构成了自永乐朝以来最严重的威胁。内部，由于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等积弊，加上地方官吏贪腐，各地民变起义此起彼伏。”
天幕上出现了明军调动频繁的示意图。“为了镇压这些起义，明朝的国防主力——京营精锐和各地卫所军被不断调往各处平乱，这不仅消耗了国力，也极大地分散和削弱了北方的防御力量。虽然‘仁宣之治’积累的财富和表面繁荣还在支撑着帝国的体面，但底层已是危机四伏，帝国这艘大船，正驶向一片未知的暴风海域。”
朱及第接着引入了一个更具象的问题，来揭示军备废弛的根源：“而要理解为何看似强大的明军后来会表现不堪，就不得不提大明皇家奇案大明战神第二季的第三弹：屡屡被烧的证据。”
“这里说的，主要是各地卫所的军屯、粮饷账簿。”朱及第放大了几个具体案例：
“比如，正统八年，御史奉命巡查大同军屯，人还没到大同，卫所的档案库就‘意外’失火，所有田亩、粮饷记录化为灰烬。”
“再比如，正统十年，兵部派人核查南京某卫的军械库存，核查前夜，存放军械册簿的屋子同样‘蹊跷’起火，账目一烧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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