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邮电局的绿色铁皮门推开时，带着初秋的凉风。林砚手里攥着市局开的“协助查询函”，指节因为用力泛白，身后的李建国则背着帆布包，里面装着折叠式笔录本——这是他们跑的第三个部门，从街道办到派出所，再到邮电局，只为查清那通可疑的电话。
1985年的南州，固定电话还是稀罕物，全市的私人电话不足两百部，都登记在邮电局的红色硬皮册子里，查通话记录得找专门的话务员调“接线日志”。接待他们的是个戴黑框眼镜的主任，姓刘，接过查询函翻了两页，眉头就皱了起来：“林警官，李队，不是我不配合，你们要查的是私人电话，按规定得有市局分管领导的签字，这函上只有刑侦科的章，不行。”
李建国往前凑了两步，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红塔山”，抽出两根递过去：“老刘，咱们都是老熟人了，这案子急——虎哥团伙的事，你也知道，上周差点把林砚砍了，现在就差揪出内鬼，不然抓虎哥就是空谈。”
刘主任把烟推回去，摆了摆手：“李队，不是我不给面子，上个月刚出了规定，私人通话记录属‘公民隐私’，没领导签字，我要是给你们查了，饭碗都保不住。”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再说，你们要查的是老吴家里的电话，老吴在局里待了十年，跟咱们市局领导都熟，我可不敢惹。”
林砚站在一旁，目光落在邮电局柜台后的红色电话册上——封皮已经磨出毛边，上面用钢笔写着“1985年私人电话登记册（城区）”。他突然开口：“刘主任，我们不查全部记录，就查9月17号下午三点到四点，老吴家里的电话往外打的号码，时长超过一分钟的就行。那天是虎哥从码头逃脱的日子，那通电话可能关系到一条人命。”
刘主任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眼神飘向窗外——邮电局对面是个卖油条的摊子，冒着热气。他沉默了半分钟，终于叹了口气：“行吧，我让小张给你们调日志，但只能在这儿看，不能带走，也不能抄，要是出了问题，你们得给我作证。”
话务员小张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扎着马尾辫，闻言从铁皮柜里翻出一摞黄色的纸页，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1985年9月17号，下午三点到四点……老吴家的号码是3457-21，你们看，三点四十分，往外拨了3468-19，通话时长一分二十秒，之后就没再打过了。”
林砚的眼睛一下子亮了——3468-19这个号码，他在之前的笔录里见过，是虎哥情妇张兰家的电话！他赶紧让李建国记下来，可李建国却盯着那行数字，脸色复杂：“会不会是巧合？老吴说不定是打给亲戚的，刚好号码重了？”
“不会。”林砚摇了摇头，从帆布包里拿出之前苏晓给他的照片——照片上是老吴手腕上的劣质金属手链，跟码头团伙成员戴的一模一样，“李队，你还记得上周我们去码头勘查，苏法医发现的手链吗？老吴说那是他儿子给买的，但我问过他儿子，根本没这回事。还有他9月17号的去向登记，写的是‘去城郊走访证人王秀兰’，可我们找到王秀兰，她说那天根本没见过老吴。”
李建国的嘴唇动了动，没说话。他跟老吴是十年的兄弟，当年抓毒贩时，老吴还替他挡过一刀，现在要怀疑老吴是内鬼，他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他蹲在地上，从口袋里摸出烟，却半天没点着，最后还是林砚递了个打火机过去。
“走，回局里。”李建国吸了口烟，声音沙哑，“要是真查出来是他，我亲自审。”
回警局的路上，自行车穿行在梧桐树下，落叶被车轮碾得沙沙响。李建国突然开口：“林砚，你爹当年跟我一起办案时，也总说‘证据比人情重要’，可真到了自己人身上，这道理难啊。”
林砚握着车把的手紧了紧：“李队，我知道你不好受，但虎哥团伙害了多少人？王大叔的腿被打断，老李被推下货轮，要是不揪出内鬼，以后还会有更多人遭殃。”
两人回到刑警队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队里的人大多已经下班，只有苏晓还在办公室整理尸检报告。她看到林砚和李建国回来，赶紧迎上去：“怎么样？查到了吗？”
林砚点了点头，把查到的通话记录告诉她。苏晓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就说老吴有问题，上次我给他做笔录，他总是绕开‘9月17号’这个时间点，而且我还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看到了一张去码头油库的路线图——油库是虎哥藏赃款的地方，他怎么会有这个？”
“路线图？”李建国猛地抬头，“你怎么不早说？”
“我之前不确定，怕弄错了冤枉人。”苏晓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手绘的路线图，上面用铅笔标着从警局到油库的小路，“这是我上周整理抽屉时发现的，当时没敢声张。”
林砚拿起路线图，仔细看了看，突然眼睛一亮：“李队，我们可以设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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